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親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褲子淋得濕透。加上清河农场为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濕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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