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蕩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親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隂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親，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隂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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