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的损失，即使平均而言，每年5％的成本还能带来一半，也就是2．5％的收益。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考虑范围仅仅局限于国家财政方面，而丝毫没有涉及到国民福利方面。如果我们试图进一步估算失业人员由于重新就业而获得的持久利益以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然衡量的标准不是直接的现金收入，而是诸如运输系统改造后的高效率和国民住宅的健康舒适等方面的自然增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计划的未来总收益之高将是无法估量的。
有些人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了，在他们看来，计划的成本之高、风险之大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且由此可能获得的收益相对而言却微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看来，他们的确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八、自由党计划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
面对当前的发展趋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要在经济事务中扮演角色？为什么提供给私营企业的鼓励和扶持总是不够充分？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可以在“自由党黄皮书”（即《英国工业前景》）中找到。凡是拥有大量资本的经济实体，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完全处于政府部门的影响和控制之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无法阻止。
目前在运输系统、公用事业和国家住宅建设方面，资本扩张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财政部和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如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限制和缩减政策，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他们听其自然、放任自流，我们将落伍于时代的步伐。相反如果他们采取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国家实力将迅速提高。至于选择的是设备精良的、最新式的、领先的工厂，还是高效的国有工厂，则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和政策。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选择私营企业或是国营事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事实上，这一决定已经作出了。在许多方面——虽然不是全部——问题在于政府是親自介入经济领域还是袖手旁观、放任自流。
公路、造林、垦荒、排水、电气、贫民窟清除和城镇规划，以及运河、码头和海港的建设，目前均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因此政府当局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在论证国家参与经济生活之必要性的同时，自由党计划也对许多以援助私营企业为目的的重要项目提出了建议，其中包括振兴农业、资助铁路系统实现机车及必要设备的现代化、扩大商业辅助法案的某些规则以便为私营企业融通资金等。这几项计划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政府当局着手实施的那些方案。
自由党计划本身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国有企业，而是试图借助于现有的和易于控制的组织机构的媒介作用，来发展和增强国家的实力。
因此，自由党计划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特征。关于这一点，某些坚定的反社会主义人士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投资者大事记和金融市场评论》——这是一份在中产阶级投资者圈子内颇受好评的金融周报——上予以着重说明。具体的评论文章刊登在1929年4月13日的那一期上，原文援引如下：
选举策略
在大选运动中，很难指望有什么公正精确的政治评论。但像《泰晤士报》发表的名为“失业的解决办法”的标题文章那样，倾向性如此之明显，也是颇为令人惊奇的。这篇文章旨在强调自由党的计划与社会主义劳工团体的主张别无二致，因为两者都建议“通过政府机构来为失业人员寻找工作”。有时，在外来压力下，有道理的观点也会走向彻底的谬误，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正是这样一个极好的例子呢？社会主义劳工团体的主张是放弃私营企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代之以国家控制，从而为每个人都提供（或维持）就业机会；而自由党计划则是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政府，国有企业的经营也仅限于那些在性质上不可能由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比如，公路的建设和维护，如果不由公共机构利用公共基金来承担，谁又会来承担呢？私营企业当然不能胜任这种任务，因为设立收费站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九、难道自由党计划仅仅是转移就业吗？
近来颇为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政府为资助生产性计划而筹集资金势必会减少正常工业使用的资本供应。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国家发展政策就不可能真正增加就业机会，因为这样做无非是以国家计划下的就业替代了正常情况下的就业而已。而且反对者宣称，要么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由此看来，政府在失业问题上的努力几乎不会有什么成效，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济于事。当前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只有听天由命。
这就是我们的财政大臣在其预算报告中所持的论点。他向下院说：“一般言之，政府举债和政府支出，无论它们在政治上或社会上有何帮助，几乎不可能增加实际的就业机会，即使由此能够促进就业，这个现象事实上也是不能持久的，这就是财政部传统的信条，是我们长期以来一贯遵守的。”最终他的结论是，某些政府支出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类支出，就其本身而言，即使是非常明智合理的，也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依据是根本不成立的。
首先，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这个论点只适用于国家创办的企事业。如果确有根据证明这个论点适用于国营事业，那么它必然同样适用于任何涉及到资本支出的新工程或新企业。倘若某些工业巨头决定开创新事业，准备斥巨资（比方说1亿英镑）用于兴建工厂，我们就一定会预料到就业形势由此将大为改观。当然，这样的预期肯定是不会错的。但是财政大臣的论点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的想法就是有问题的。根据他的论点，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仅仅是把用于其他目的的资金转移到他们兴办的企业中，结果对就业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还不止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得不进一步作出更加惊世骇俗的结论，不得不由此断言，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除非是不可思议的通货膨胀）都无法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是别的，只是资本不足。然而这一结论又令我们非常疑惑，因为谁都知道，英国的剩余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它每年出借国外的资金通常都在1亿英镑以上。
由此看来，财政大臣的论点肯定不是从常识中得来的。近年来住宅建设计划使许多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一计划，也同样会有同样多的就业机会，我想任何一个有判断能力的普通人决不会相信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同样的道理，如果采用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就业计划，势必会有更多的人找到工作，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财政大臣的论点不仅表面上是不可信的，而且事实证明它的确是错误的。新投资所以能够提供就业净增量，是出于以下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储蓄，这正是我们现在用以支付失业津贴的资金来源。
第二个来源还是储蓄，由于缺乏适当的信用媒介，这项资金基本上被消耗殆尽了。
第三个来源则是对外出借资金净额的减少。
下面我们将依次分析这三个来源，首先从第一个说起。所谓个人储蓄，意思就是说某些人所生产的超过了他们所消费的。这个剩余额可以用来、也应当用来增进资本设备。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利用储蓄的唯一方式，它也可以用来使其他人的消费超过他们的生产。
当出现失业现象时，情形正是这样。这时我们是把储蓄用来救济失业人员，而不是用来为国家增加设备。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下所要使用的储蓄，并不是挪用其他资本设备项下的资金，而是部分取之于失业项下的救济金。单就失业津贴一项来说，我们每年就得支出5000万英镑，而这还不是用以援助失业者的全部费用。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来源。应当说明的是，个人储蓄转化为投资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用于资本改良的投资量，一方面取决于英格兰银行信用创造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家的投资慾望，而政府本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在这些因素的支配之下，投资总量并不一定相等于储蓄总量，两者实际上经常有所偏差，而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形成了许多困扰我们的难题。
投资大于储蓄的结果是经济的繁荣、高度的就业，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投资小于储蓄的结果则是经济的萧条、不正常的失业，这也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处境。
关于信用扩张，往往存在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由此势必造成通货膨胀。但并不是所有的信用创造都意味着通货膨胀。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储蓄已经完全耗尽；而我们仍在继续实行扩张政策时，就像我们在战时和战后一段时期内所做的那样，才会发生通货膨胀。
有人认为资本支出政策将造成通货膨胀，除非同时从正常工业中挪用一部分资本。如果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资本支出政策的实施规模过于庞大，造成对储蓄的需求大于供给，这时上述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目前的情况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地。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对付的是严重的通货紧缩，是经济萧条；至于由国家发展政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其危害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以至于可以完全忽略。在目前的情况下，以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恶魔作为反对资本支出的理由，就好比是对一个身患痨病、面黄肌瘦的人警告说“过度肥胖是危险的”一样。
迄今为止，英格兰银行一直不敢实行大胆的信用扩张政策，究其原因，可能是害怕信用扩张会引起黄金流失，而该行认为他们还不具备充足的黄金储备以应付这一后果。
英格兰银行如果为了缓解国内企业的疲软态势而扩大信用量，对这项新增的信用量，能否由国内企业按当时的利率加以吸收，是没有确切把握的。由于市场利率将随着信用扩张而下降，这时新增的信用量，也许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到国外借入者那里，结果银行的黄金将外流。因此，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事先确定，在当时的利率水平下国内的借入者愿意吸收贷款，否则贸然扩大信用是有一定风险的。
自由党计划之所以能够非常适应目前形势下的基本情况，原因就在这里。它提供了保证扩大信用安全的必要条件。
当然，英格兰银行对政府的资本支出计划必须抱有忠实无间的合作态度，竭尽所能，辅助计划得以顺利地实施。因为英格兰银行的职权足以决定这一计划的成败。如果它为了防止银行信用的扩张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那么已经安置妥当的各项政府计划势必受到冲击，财政部为资助计划的资金支出也只能是以牺牲其他企业为代价，这种结果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们同意麦肯纳先生的观点，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信用扩张。但是我们如果不为信用在国内的具体用途提供条件，而只是单纯地扩大信用，那我们就难免会起疑心，害怕新增信用量的绝大部分会流到国外借入者手中，从而携走我们的储备黄金。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银行信用的扩大也许是促进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实施一项吸收新增信用量的国内投资发展计划却是安全扩大信用的一个必要条件。
自由党政策所需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对外出借净额的减少。
目前我们储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于国外发行的各类证券。假定庞大的国家发展政策所需的资金，全部取之于对失业救济的现有支出和现在被浪费掉的储蓄这两个部分还不够，再假定为了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势必会有其他借入者无法获得贷款；但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借入者就一定是英国的企业家。因为伦敦目前向国外的政府或国外的地方当局提供了相当大规模的贷款，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技巧，完全有可能收回一部分这方面的贷款而用于政府的支出计划。因此英国政府的贷款行为将主要影响债券市场。
目前英格兰银行由于自身的缘故，对于凡是能减少对外投资量的任何事物，都表示欢迎。外汇的形势总体来说是令人担忧的，最近银行利率的上调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对外投资量若能有所缩减，外汇的不稳定局面将会趋于缓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格兰银行在一两年前，对外投资还实行半官方的禁令。当然，禁令是一种比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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