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法国财政部长（不管他是谁、或可能是谁）的一封公开信
（1926年1月）
先生：
我曾在日报上读到了您自己以及您的前任们关于编制新预算和筹集偿付旧债本息资金的日常计划，使寄居于伦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看来属于技术性分析方面的问题，巴黎几乎未加以讨论，这样的预算提交国会的结果只能是枉费心力。因此，我恳请您暂时把注意力转向某些基本方面的考虑。
近年来我曾多次著书谈到过法国法郎，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改变原有的看法。两年多以前我曾写道：“法郎的价格水平将来总是要确定的，而决定因素不是投机活动或贸易差额，甚至也不是鲁尔事件的结果，而是法国纳税人容许从其劳动所得中取走以支付给法国食利者的比率。”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一点才是您制定计划应当依据的基本概念。
现在情况很明显，要想达到期望中的平衡，不外乎通过两种办法。您要么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要么降低食利者的权利要求。如果您选用前一种办法，法国国民收入的1／4左右将被租税所吸收。这一点果能办得到吗？我是一个异邦人，对于另一国的政治氛围若确实看得真切的话，那么根据近来的迹象，我敢断言，要增加纳税负担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足以满足在现有水平上食利者的要求，法国民众是决不会答应的。这样的租税，即使在政治上可能办得到，在行政管理上也难免要出问题。法国财政部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在于设法增加租税，而是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胜任的行政管理机构，从事现有租税的征收工作。因此，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将不再对新税计划予以考虑，哪怕是一分钟的考虑；就我的职务所辖属的财政部分来说，我将专心于已有税收制度的巩固和管理。
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因此您的下一步任务——前提是您接受我关于法国民众思想情绪方面的结论——应当是冷静地仔细考虑一下，怎样通过最适当的方式，来降低食利者的权利要求。在这一点上，有三个方法可供采用：第一个是实行普遍的资本课税；第二个是强制降低公债利率；第三个是提高价格，借此来降低食利者货币债权的实际价值。毫无疑问，从效能、公道和理论根据上来看，第一个方法是最为可取的。若是英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我肯定会建议采取这一方法。但就法国今天的情况说来，进一步的征税计划，将遇到政治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困难，这一建议难免会因此而破产，所以我不必在这一点上枉费时间。第二个方法如果、而且也只是因为不会引起管理方面的困难，肯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相信，法国的某些当局人士是赞成这个办法的。然而，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将拒绝这一表面上的权宜之策，因为与一般的资本课税或货币贬值不同，这纯粹是赤躶躶的赖债行为，是背信弃义的举动，在财政措施中使用这样的手段是极端危险的，除非在非常紧急关头，否则绝对不能轻易采用。
因此，在经过逐项排除之后，我们只剩下一条出路，即提高国内价格。但从这一点出发，将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财政领域，而转移到价格水平、外汇、法国银行的黄金储备、国外投资量以及贸易差额等方面。这里我必须请您特别注意关于法郎的一种很有趣的矛盾现状。
事实上，历任财政部长，都曾竭尽所能，期望能从我指出的出路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他们都曾大规模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因此法郎的金值，除中间短期回升以外，一直在逐步地下降。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要告诉您，您的那些前任者们，虽然已经尽力而为，但结果都失败了，他们没能使法郎的国内购买力充分地降低。您目前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纸币的膨胀或汇率的下跌（其实这些现象对您困难的解决总是有帮助的），而是由于这些因素没能成比例地降低食利者货币债权的国内购买力。
以下所列举的数字，足以说明您的困难问题的症结所在。1925年12月，以外汇汇价核算的法郎金值，是其战前平价的19％；而当时世界金价大约是其战前水平的158％；因此以战前水平为基础时，纸币流通和法郎价格水平应该达到战前数字的830％（158÷19＝8．3）。现在的纸币流通，约为战前数字的1000％，这同外汇汇价的水平大体上是相称的；不过，考虑到领土的扩大，以及金银币从流通中的退出，这一数字与外汇汇价相比，以战前水平为依据，似乎不是过高，而是过低。
至于国内法郎价格水平，情形则完全不同。进口原料的价格，已经无可避免地上涨到国际平价水平。但是列入生活费用指数项下的那类商品，如食品和其他日用品，主要是由国内生产的，却远远低于平衡价值。1925年11月，食品批发价格是战前的490％，巴黎（包括13类商品）的零售物价是战前的433％，1925年巴黎第三季度的生活费用指数达到了401％。这些数字也许低估了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但是似乎可以肯定，法国国内价格的上涨，比之战前，当不会超过5倍。这意味着，法国纯国内产品的价格，按目前汇率折算时，还不到世界价格的一半，实际上低于以金计的战前水平。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在汇率方面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