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的手段，只宜做短期内的尝试，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恢复这种禁令。然而目前的形势虽稍有缓和，但依然严峻，因此，仍旧存在着实施禁令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处于逆差地位，这时对外投资的增长将是非常危险的。对外投资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部分原因就在于储蓄在国内缺乏出路。
由此可见，资本支出政策的结果，不仅可以消除通货紧缩下的萧条现象，而且可以使现在向国外寻找出路的储蓄，大部分转移到国内以求发展。这一结果是值得欢迎的，也是符合英格兰银行自身利益的。
有人反对这种乐观的看法，认为对外投资的减少势必会造成出口业的不景气。我们实在是不明白这种反对意见的理由何在。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对外出借净额的减少将减轻英格兰银行在黄金储备方面的压力。它的主要影响，最终不会导致出口的减少，而会造成进口的增加。因为新计划的实施必然需要一定数量的进口原料，同时现在的失业人员，一旦有了工作，自然会消费更多的进口食品。
这就是我们反对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观点的理由所在。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所需的资金并不是从其他资本设备项下挪移而来的，而是部分出自失业项下的救济金；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储蓄，这部分资金现在由于缺乏适当的信用媒介正在无形中浪费掉了。新政策将促进经济走向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某些新事物；而借助于对外出借的缩减，我们仍可以保持局势的平稳。
新政策的实施将使目前的整个失业大军重新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国民财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势必对财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我们应当保持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看法对任何有头脑的人来说，简直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
我们之所以实施新投资计划，就是为了利用这些闲置的生产资源。
我们的论点简单明确，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在吸收闲置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也许会出现某些实际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设法避免占用其他利用形式下的资源。
这一结论对我们自己、对劳埃德·乔治先生以及他的顾问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间涉及的理论问题也并不生僻难解。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资助的资本发展计划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就业。争论的结果证明本章所做的结论是正确的、合理的，而所谓的财政部信条纯属无稽之谈。例如——援引某些才识过人的权威人士的见解——我们上述的论点与庇古教授的论证结果非常接近，他在最近撰写的《工业波动》一书中（第二部分，第十章），详细阐述了财政部信条，并明确无误地指出它的谬误所在；庇古教授的这一论点得到了乔赛亚·斯坦普先生的赞同；与此同时，麦肯纳先生也积极地支持这一见解（参阅他在1927年对股东们发表的演讲稿，后来再版于《战后的银行政策》，第118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的总裁，他毫不犹豫地坚持扩大投资于企业活动的资金量，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事实上，对上述论点，除了财政部圈子内的某些人士以外，还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权威经济学家发表过反对意见。鲍尔文先生、丘吉尔先生和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坚持认为政府举债势必会减少供私营企业使用的资源，认为劳埃德·乔治先生反对他们时所玩的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鬼把戏；如果公众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完善的正统经济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反对恰恰是正确的。构成自由党政策的基础理论，是专家们再三权衡之下才决定的。
十、现任政府的消极政策
近些年来，财政部主要关注的是其辖属的各部门的战债转化问题，而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问世的。财政部认为，政府举债越少，把战债转化为利率较低的债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为了有利于战债的转化，他们尽其所能削减一切公共借款和政府的资本支出，而不管这类支出本身是怎样地有利于生产，怎样地有价值。这种做法究竟会造成怎样巨大而持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恐怕公众还一无所知。
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周详计划，他们（只要事实上做得到）总是以“否”的答复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事实上，缩减资本支出，对政府债款利率的降低，的确会产生一些作用；但同样的事实也表明，它会扩大失业，使国家的必要设施停留在战前的水平。
即使是从预算的观点来看，财政部的做法似乎也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有人以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而表示赞同，那实在是不可取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国际市场，对金边证券利息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是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英国政府通过削减或扩大资本支出对这方面所能引起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假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利率由此可以降低0.25％。鉴于等待转化的战债是20亿英镑，则这一数字所体现的是每年债务负担将相差500万英镑。试将这个数字与去年的失业基金支出对照一下吧——后者高达5000万英镑以上。
应当说明的是，在今后的10年里（比方说），形势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战前是经常会发生的——由于某些国际因素的作用，利率将降低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比财政部在世界市场利率非常之高的不利环境下千方百计希望达到的水平还要低得多。这时才是顺利实施转化计划的大好时机。因此财政部目前即使能在比现有市场利率低0.25％或0．5％的水平上实现战债的转化，结果也许会证明是极不划算的。如果为了得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便宜而过早地实施转化计划，我们最终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应当沉着冷静，等待条件的成熟。一旦时机来临，财政大臣自然会大有所获。
但是除了预算方面的利弊得失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阻碍国家资本发展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当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混乱。利率的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而这两个原因是相互对立的。当储蓄供给过多，即可供投资利用的资金过剩时，它会下降；或者当投资需求不足，即花费储蓄的动机欠缺时，它也会下降。如果它的下降是由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利于国家的；但如果它的下降是由于我们故意限制投资出路而造成的，那无疑是使我们陷于贫困的自我毁灭的举动。
个人不把其收入全部用于当前的消费只是一种节俭行为，单单依靠这样的消极行为，国家是决不会走向富裕的。国家的富裕必须有赖于另一方面的积极行为，要利用这些储蓄来提高国家资本设备的装备水平。
富裕的人不是守财奴，而是那些能够把钱用于有效投资的人。
我们劝告人们厉行节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修建房屋、改造公路等等。因此，那种凭借停止资本改良的强制手段来压低利率，从而堵塞了储蓄的出路，使储蓄失去意义的政策，简直是自杀行径。像这样的政策，即使在表面上吹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支持。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内，财政部所一贯遵行的，事实上就是这个政策。有时来自公众舆论或政府其他部门或地方当局的压力使他们感到难以抵挡，但是当他们的力量能够扼杀反对意见时，他们就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这种政策，既缺乏健全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又是无效的，关于这一点，事实最终得到了证明，证据就在于它甚至没有做到使利率下降。因为，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投资在国内的出路被堵塞，储蓄将出现外流，而且外流的规模与我们的贸易顺差极不相称，结果造成英格兰银行出现黄金外流的趋势。为了消除这一趋势，银行利率就不得不提高。
在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引导下，我们的处境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没能彻底地更新资本设备，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已处于落后地位。企业利润少得可怜，结果是政府所得税收入连年下降，这使财政大臣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也无法实施社会改革计划。失业情况越来越严重。繁荣的缺乏实际上降低了储蓄利率，因此我们最初想降低利率的目的也无法达到。毕竟，当前的利率有些过高。我们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但得到的补偿却仅仅是保守党下台，这无疑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十一、生命活力的勃发
我们面临的困难处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保守党政府的理论观点体现的必然结果。他们说：
“你不可过早推行电话通讯或电力事业，因为这会导致利率上升。”
“你不可急于进行公路和住宅建设，因为这将耗尽我们将来也许需要的就业机会。”
“你不可使每个人都获得就业，因为这将引发通货膨胀。”
“你不可投资，因为你怎么能肯定这样做就必然有利可图呢？”
“你不可做任何事情，因为除了以上这些事情以外再没有值得可做的了。”
“安全第一啊！支援100万失业人员的政策已经实行了8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冒险改变政策呢？”
“除我们能够做到的以外，我们决不轻易许诺。因此我们什么也不许诺。”
这就是他们一直向我们灌输的奇谈怪论。
这是象征着萧条和腐朽的教条，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行政组织的怯懦、愚笨和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
消极、限制、懈怠——这些就是政府信守的至理名言。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被迫勒紧褲带，过着省吃俭用的苦日子。恐慌、猜忌充斥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像一个忧郁症患者一样，对待任何事物都畏首畏尾，最后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问世事。然而我们并不是行将就木之人，我们正处于心智健全、精力充沛的成长阶段，我们需要的是生命活力的激发，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未来为我们准备的是大量的物质财富、和谐的经济自由和幸福的个人生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享有的要多得多。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缩手缩脚，我们应当更加果敢、更加开放地采取行动，努力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只是少数道貌岸然、顽固不化的老头子，对待他们无须过于激愤，只消一丝善意的蔑视，就足以使他们像九柱球一般整排倒下。
很有可能的是，当他们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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