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
前言
这些文章是1925年9月对俄国一次短暂访问的成果。我对那个国家及其语言一无所知，不过在一位翻译的陪同下，也多少接触了它的人民。这种场面出现在科学院——即从前在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帝国学会的200周年庆典上，在那里我代表着剑桥大学。
这些文章不是以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知识和深入的体验为基础的，因此得说并不是那么有根有据。就其价值而言，不过是一位观察者的印象而已。这位观察者并没有特意地打算以他的偏见去歪曲他的见解，他只是尽其所能地传达是如何被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震惊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有时使用“宗教的”这个特征形容词作为对列宁的追随者的恰当描写。从我所接受的这个词的字面意义看，当这些文章出现在《民族》上时，我相信英国人会懂得我的意思；但在俄国，我猜想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或理解对词语的这种用法。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使用这个词是愚蠢的和挑衅性的，不过是粗俗的攻击——就像我把坎特伯雷大主教称为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如果他能够笃行福音戒律的话，那么也许真的配得上这种称呼）；因为他们都声称要成为对方。宗教、神秘主义、理想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者的信条的一部分——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个粗陋俗世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谁又能保证，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不会规定在无产阶级惧乐部的图书室中“宗教部分只能收纳反宗教文学”呢？
对于究竟为什么宗教在俄国人嘴里有如此恶劣的味道，这里有一个源自历史的也许是较好的解释。在俄国，语言上有一种一贯和通俗的用法，按照这种用法，仅仅只有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才是宗教的，而那些试图在尘世中找出一条更好道路的人们则是非宗教的；跳舞的伊斯兰托钵僧的叫喊是宗教的，而在列宁山上的宣誓则是非宗教的；阿斯布丁是宗教的，而托尔斯泰是非宗教的。因此，让我预先解释清楚，当我说列宁主义也许被灌注了宗教狂热时，并非在暗示人民委员是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跳舞的托钵僧或身着便衣的阿斯布丁。
对英国读者来说这些解释很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英国我们一直公认宗教有两个分支：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神秘的梦游者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实利主义的利己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升华——在一种方式中自我融合在极其神秘的团体当中，而在另一种中自我则融合在对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生活的追求当中。前一类的参与者也许忽视或者不理睬后者；而许多后一类的信徒则谴责前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痴心妄想和自我欺骗。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同时属于这两类，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无论如何，当我提及宗教时，我的意思是将两者都包含在内的，而不仅仅是前者。
一些来自我们当代某些著名人士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我的解释。某些正被若干美国政客所竭力效仿的法国政治家，例如m．蓬卡尔，对我而言他们似乎是当今世界上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托洛茨基、肖伯纳先生以及鲍德温先生，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说是最为虔诚的人士。我不会忘记托洛茨基曾经写道：
“在高度理想的名义下去接受工人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拒绝它，而且意味着诋毁它。人类曾经在宗教、诗歌、伦理或哲学中痴人说梦般呓语过的所有社会幻想，都仅仅是为欺骗的目的服务，并对压迫视而不见。社会主义革命撕去了‘幻想’、‘崇高’以及令人丢脸的欺骗的面纱，在鲜血中洗去了现实的伪饰。革命强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可以被合乎实际地、理性地、战略地和精确地推行。难道革命，正如今天在我们眼前史无前例的这一场，需要用罗曼蒂克式的爆发来调味，就像用兔肉酱来调配炖鲇鱼一样？”
因为托洛茨基也憧憬“一个使人们免于匮乏之苦和对每日面包的多余担忧的社会……一个使人们解放了的利己心——一种强大的力量——完全被引导到对宇宙的理解、改造和改善上来的社会”。所以，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将手段与目的相混淆：
“革命本身还不是‘自由王国’，相反，它将‘必然性’的特征发展到了最高程度……革命文学不能仅仅为社会仇恨的精神所充斥，虽然这种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是创造性的历史因素，但在社会主义下团结应成为社会的基础，文学艺术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基调。所有那些革命者目前为其命名而忧心忡仲的感情——它们已被伪君子和暴发户们糟蹋得所剩无几——例如无私的友谊、同情等，应成为社会主义诗歌的主旋律。”
人们有一种感觉，即这种思想观点不会以同等的真诚、严肃和感情力量出自譬如说墨索里尼先生，或者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之口。前者也许是个易于接受改造的流氓，而后者则是个灵魂不可能得救的正派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常常是伸手可及的，但在远处却难以弄清。在去俄国之前，我对共产主义者抱有类似的怀疑。这部分是因为我的所思所想是来自我在此处的所见所闻，而在别的地方我一直对这些东西知之甚少。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
要对俄国不抱偏见是极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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