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倾向，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这两者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思想溪流和感情源泉汇集而成的。上百年来，哲学家们统治着我们，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不可思议地达成了或似乎达成了共识。我们甚至不能在一支新的曲子下跳舞。然而，一种变化已经悄然降临。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它的脚步声，它一度是在政治上指导过人类的最为清晰响亮的声音。那种拥有各种乐器的乐队和字正腔圆的合唱团正渐渐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17世纪末，君主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天赋自由论和契约论，教会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宽容原则以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教会是“一个人们自愿组成的团体”、是以“绝对的自由和自发”的方式结合起来的。50年后，关于责任的神圣源泉和绝对呼声已让位于功利的计算。洛克和休谟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个人主义。契约论假定权利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这种新的伦理学把个体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一开始它不过是针对合理自爱的后果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美德所要求的唯一麻烦只不过是计算的麻烦以及对更大幸福进行可靠的优先选择的麻烦”。这些思想是与保守主义者以及律师们的日常观念相一致的。对于财产权利以及个人拥有随心所慾地处置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这样一些观念，洛克和休谟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性依据。这是18世纪的贡献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呼吸着这种空气。
这种抬高个体的意图，废黜了君主和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结果是赋予了契约以新的伦理价值，从而使财产权利和事实权利获得了支持。然而时隔不久，社会上再次响起反对个人的呼声。佩利和边沁从休谟及其继承者手中接过了功利享乐主义，但却把它扩展到社会功利范畴。卢梭从洛克那里继承了社会契约论并从中抽出了“公意”。这两种转变都是借助于把平等作为新的重点来强调而完成的。“洛克用他的社会契约论来修正人类的天然平等，考虑到他关于公共安全的论述，那么早在这个阶段就已隐含着财产平等和取消特权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平等不仅是起点，而且成了目的。”
佩利和边沁是殊途同归。佩利通过设计一个上帝的存在，从而避免从其享乐主义中推出利己主义的结论。他说：“美德，就是为人类造福，遵从上帝的意愿，以及追求不朽的福祉。”佩利以这种方式使自我和他人恢复了平等。边沁则通过纯粹的推理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他论证说，把个体福利乃至自我利益置于其他任何人的福利之上的做法，不存在合理的根据。因此，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唯一合理的行动。边沁接受了休谟的功利概念，而摒弃了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推论：“有时候人们宁愿让全世界毁灭也不肯损及自己的一根毫毛，有时候人们则为了消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最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情愿殒身以恤，我的观点与这两者都不矛盾……理智不过是也应该是感情的奴仆，除了听从感情的召唤并为之服务外，理智决不应企图去越俎代庖。”
卢梭是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推出平等概念的，而佩利从上帝的意志、边沁从中性的数学法则，得出了同一结果。平等和利他主义从此开始进入政治哲学，而民主和功利社会主义则同时滥满于卢梭和边沁的哲学。
这就是第二种思潮——它搅起了沉寂已久的争论，并以早已被戳穿的诡辩为自己鸣锣开道——这种思潮至今仍弥漫在我们周围。不过它并没有排挤掉第一种潮流，而是与之搅和在了一起，在19世纪早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联合。这种联合把洛克、休谟、约翰逊和伯克的保守的个人主义同卢梭、佩利、边沁和戈德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平均主义融合起来。
然而，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努力，这两个对立面是难以达成这种和谐的。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崛起，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的。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像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这就是第三种思潮。这种思想在亚当·斯密那里不过是初现端倪，他大体上倾向于赞同把公共福利的增进建立在“每个人为改善其自身状况而进行的自发努力”的基础之上。直到19世纪初，这种思想才得到了全面而自觉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原则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反对休谟的利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屈尊来支持企业家，因为后者能够仅仅是通过追求其私人利润来获得哲学家所谓的“至善”。
然而，要做出这道菜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配料。首先是18世纪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其遗毒有不少流布到了19世纪。政治哲学家的个人主义是指向自由放任主义的；私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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