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他们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现在都在政府中服务，而且常常占据重要的、责任重大且薪水较高的职位。私商再次成为合法的，虽然是危险而艰难的。而那些给予苏俄政府以短期进口信用的外国资本家，在我看来，暂时多少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回报。由于苏俄对这些权宜之计的追求是如此起伏不定，以致使得要对苏俄的任何事情进行概括都是十分困难的，一个人关于苏俄任何事物的说法，可以同时是亦真亦假的——这就是为什么友好的批评和恶意的指责，都可以非常确切地描绘出关于同一事物截然不同的图景的原因。
伴随苏俄早期的恶劣物质条件——这对任何经济制度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使得对这种经济制度的效率的估计变得困难了。世界大战给它造成了惨重的物质损失和经济崩溃，随后它又面临一系列的内战，而且被世界的其余部分所放逐，还遭遇了几次农业歉收，这些歉收部分是由于糟糕的管理造成，但部分也应归因于坏运气。不过，我想苏俄的实验主义者仍然可以公正地宣称，在只以结果来评判优劣之前，他们肯定已经有至少5年和平而风调雨顺的时间。
如果要对现状作任何概括，那么只能是这样的——这种制度是在一个低效率的水平上发挥其作用，但拥有能够使之得以持久延续的要素。我对俄国现阶段经济状况的真实情况的估计大致如下所述。
俄国现在是一个大约有1．4亿人口的国家，其中的6／7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1／7是城市居民，从事工业。以一个过客的眼光来看，其城市和工业人口是不能够自给的——也就是说，从这些人口所提供的产出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是超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的超额部分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来补足的，这种做法之所以行得通，不过是由于城市人口只占其总人口数的一个很小比例。因此，共产主义者的政府对于其理所应当特别加以关照的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剥削农民来予以特殊的优待；而农民，尽管受到了剥削，但由于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对政府也别无所求。这样，某种平衡就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内建立起来了，这给予苏俄政府一个呼吸空间，使之能够腾出手来进行一场认真的经济调整。
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正式途径主要是通过价格政策而不是税收制度——虽然土地税是预算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来实现的。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对工业产出的实际控制，使得当局能够维持对农民极其不利的相对价格水平。他们以远低于世界价格的价位从农民手中收购小麦，而以明显高于世界价格的价位把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售卖给农民。这种差价所提供的资金，能够对其高昂的企业管理费用、普遍低效的制造业和分配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垄断，把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相分离，从而能够以一定的方式来操作，即使在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时候，也能维持外汇平价。人们都承认，卢布的真实价值，与以目前汇率来衡量的国际价格相比，其国内价格要低得多。
这些手段，虽然目前对于实现其意图是有效的，而且也许暂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包含着两个灾难性的、导致低效率的因素。农产品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低价格是对农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因素，而农业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获得足够雄厚的财力，从而能以更为接近产品真实价值的价格向农民购买——这无疑将激励农民去努力实现一个高得多的产量，而且也能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同时，城市无产阶级工人的真实收入大约是农民的两倍，并且据说如果将各方面因素都算进去，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战前收入水平的80％，这种特别优待使得城市生活远比农村生活更富吸引力。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压力远远大于设备落后、生产资金缺乏的工业吸收新工人的能力。如果不是由于现在城镇中住房困难和工作机会缺乏，那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移民——一个初到莫斯科的农民会被告知，他将无事可做、无处安身。不过这些阻碍因素只有在城镇已变得拥挤不堪和失业人数达到空前的比例之后才能发挥作用。两年来就业形势一直很严峻，并在继续恶化，我相信现在俄国有20％～25％的产业工人失业——亦即600万总数中的150万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但不是全体，能够从其职业中获得相当于他们正常工资1／3的救济品，甚至即使如此，与较贫穷的农民的工作收入相比也不会差得太多，其结果是失业大军成为国有企业财力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不过是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教训对于共产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也就是说，耗费财力去干预相对价格或相对工资的正常水平，会使得某些职业的吸引力过分强烈，而其他职业则相形见绌。另外这也启示我们，相似的恶果可以由截然不同的原因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造成，因为俄国在相对工资和相对价格上的毛病与我们的问题有类似之处。
因此，俄国农民的真实收入不超过原来的一半，而俄国产业工人则遭受着空前的过度拥挤和失业。然而，这里无疑仍然有某种保持政治、经济稳定的措施。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无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经受过比目前状况严峻得多的考验。苏俄已经建立起一种涵盖经济生活中一切活动的组织，虽然按正常标准看它是低效的，但已逐渐摆脱了虚幻和混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俄国的生活水平与我们相比虽然是很低的，但却已经逐渐摆脱了饥馑和死亡，并确实提供了某种安适。每个人都赞同去年的改善是巨大的，今年的收成也还不错，情况正明显地发生好转。新社会制度的一些宏大规划正开始成形。一个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发电站，不久就将向列宁格勒供应电力和照明。分布广泛、装备良好的作物种植企业，很快将向农民供应用最新的孟德尔法培育的更优良的种子。
在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进行了长久辩论后，陪伴他的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眼中充满了信仰的狂热，最后上来对我说道：“我们可以预言，十年以后，俄国的生活水平将高于战前，而欧洲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则将低于战前。”想一想俄国的天然财富和旧体制的腐朽无能，再看一看西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我们在对付这些问题时显示出的束手无策，难道我们能够断言这两位同志的预言只是夸夸其谈吗？
三、共产主义的生命力
我的第三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随着时间的进展，当热烈程度被充分淡化、不纯洁的因素与日俱增，此时共产主义还能够抓住群众吗？
对于这个只有时间才能知道的问题，我无法作出回答。但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的确有把握，即如果共产主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么它将不是作为一种改进了的经济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宗教而有所成就的。我们惯有的批评倾向会造成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方面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时，由于对它是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夸大了其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它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低估了它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我看不出俄国共产主义对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在智力发展或科学价值上会有所贡献。我不认为它含有或者可能含有任何有效的经济技术，这种技术用之于我们的社会——我指的是保留了英国中产阶级所有理想特征的社会，而不是19世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取得同样的或更大的成功。至少在理论上，我也不相信有任何必须以革命作为必要手段的经济上的改善。与此相反，我认为剧烈的变革方式将使我们失去一切。在西方工业条件下，采取红色革命的方式，会把全体人民都抛进赤贫和死亡的深渊。
但是作为一种宗教，俄国共产主义的力量又如何呢？或许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任何宗教，或者团结同一教派信仰者的纽带，都有力量对抗非宗教主义者自我中心的原子论。
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不信仰宗教的，它缺乏内聚力，没有几分热心公益的精神，它经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群财富的占有者和追逐者的集合体。这样一种制度，必须取得巨大的而非仅仅是过得去的成就，才能生存下去。在19世纪，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它曾是一种团结一致、满怀信心的制度。那时，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充满了蒸蒸日上、前途无量的希望；然而在今天，它只取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就。不信宗教的资本主义要战胜信仰宗教的共产主义，仅仅靠较高的经济效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出许多倍的效率才有希望。
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可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逐渐引导我们进入经济天堂，到那时，我们就差不多可以摆脱经济上的牵累了。但现在我们却开始怀疑企业家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如果把企业家作为一种手段来看待，还算是差强人意；而如果把企业家当作是一种目标，那么就不太让人满意了。人们现在开始怀疑，把企业与宗教一分为二，让它们各就各位、井水不犯河水，这样所得到的物质利益是否能够弥补由此造成的道德上的损失。新教徒和清教徒能够心安理得地把企业和宗教割裂开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前者的活动是属于尘世的，而后者则与天堂有关，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发展论的信仰者能毫无愧疚地把两者分开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建造未来尘世天堂的手段。然而，这里还有第三种思想状态，在其中我们无论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天堂，还是对把发展作为建设未来尘世天堂的当然手段，都心存怀疑；而如果天堂既不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可能在未来降临，那么它肯定只能出现在此时此地或者纯属子虚乌有。如果在经济发展中不存在道德上的目标，那么结论是我们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牺牲道德，哪怕是一天也不行——换句话说，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在心灵中将企业与宗教一分为二了。一旦一个人的思想进入这样一条轨道，那么他就将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到共产主义的内核中去探究求索，与我们的报刊所描绘的表面图景相对照，他会发现那里是另一番景象。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时代的道德问题，与我们对金钱的爱好有关，与对生活活动中无处不在的金钱动机的习惯响应有关，与普遍地把为获得个人经济上的安全而奋斗作为努力的首要目标有关，与把对金钱的社会认同作为建设性成就的衡量尺度有关，也与把储藏本能作为家庭和未来的必备基础的社会响应有关。在我们周围尽是些日益衰落的宗教，大多数人民对它们越来越没有兴趣，除了作为一种令人愉快的传道仪式或社交礼仪，它们已经失去了在道德上的重要意义。这只是因为，不同于这些宗教的早期形式，它们与现代人的基本问题毫不相干。现在人们日益强烈地要求针对我们与金钱有关的思想感情，在头脑中进行一场革命，这也许是理想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因此，也许俄国共产主义的确代表着一种伟大宗教所掀起的第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狂澜。
一个访问俄国的外来者，如果试图不存偏见地去感受其环境气氛，那么我想他肯定将徘徊于两种心境之间——沉闷压抑和欢欣振奋。马丁·康威爵士在他的《苏俄的艺术珍品》一书中，对此作了真实贴切的描述。在叙述到他离开俄国时，他这样写道：
“在一段很长的停留以后，列车继续前行了大约半英里。来到芬兰边境。在这里护照、签证和行李都再次受到了检查，不过这次要马虎得多。这个车站是新建的，简朴、清洁、方便，服务得很周到，是个舒适的地方。这儿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茶点室，里面在殷勤好客的气氛中，供应一些简单但烹调得很好的食品。
“在俄国受到如此友好的接待之后，如果还想对此说三道四，似乎显得有点儿不近人情；但如果要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那么在此我得补上一笔，即在这个芬兰边境的小车站，我体验到一种感受，觉得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压迫着我的沉重包袱终于卸了下来。我不能解释我究竟是怎样感觉到这个包袱的存在的。在初到俄国时我并没有这种负重感，但慢慢地它与日俱增，自由感渐渐消失了。虽然每个人都很友好，但仍能感觉到一种压力的存在，这不是施加于某一个人的，而是无所不在的。我从未像这样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异乡为异客；起初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以后逐渐清晰起来并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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