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却又不归属任何一个党派，那么这将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会让人感到百无聊赖、孤独寂寞，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如果你所加入的党派是强大的，其党纲和宗旨是值得赞同的，又能同时满足你合群的、实践的和理性的本能需要，那将是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值得为之投入大量的捐助和所有的空闲时间——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动物的话。
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如果不想让自己说出这样一句丢脸的话，即“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那么他宁愿随便投靠任何一个党派也不愿成为无党无派的人。如果他不能根据引力原则找到归宿，那么就得根据斥力原则寻得安身之所，拣一个比较起来他最不厌恶的党派，这总比孤零零地站在圈子外要好些。
现在说到我自己。在后面这种消极的检验标准下，我将落脚于何方呢？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保守党人如何？他们既不能给我面包，也不能赠我美酒；既不能在理智上给我释疑，也不能让我在精神上感到宽慰；既不能让我欢欣振奋，也不能给我任何启发。他们那种与某些——算了，其名称姑且不必提及——习气、思想习惯、人生观如出一辙的精神状态，既不能增进我的个人利益，也不能促进公共福利。它们固步自封，没有理想、不遵从任何理性的标准，甚至对于现在我们已达到的文明程度，它们也没有能力或不打算去防止其退化。
那么，我是否应当加入工党呢？从表面上看，它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但进一步观察后会发现，这种选择也同样是困难重重。首先，这是一个阶级党派，而这个阶级并不是我所属的阶级。如果我非得要追求局部利益，那我就要追求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我那种狭隘的、个人的爱国心，也像其他任何人——除了某些令人讨厌的狂热分子——一样，是跟我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我能够接受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是公正、有益的观念的影响，不过，在阶级斗争中，我将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相信工党会一直由其有理智的分子来实行恰当的控制；太多的事情总是由那些对自己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来决定的。而如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党的支配权一旦被党内的独裁集团所攫取，那么这种支配权就会被用来为党的极左翼的利益服务。对于工党的这一派别，我称之为“破坏派”。
按照消极的检验标准，我倾向于认为自由党是谋求未来进步的最好工具——只要它有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
然而，当我们从积极方面——也即从引力方面而不是从斥力方面——来考虑政党问题时，无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党的举措上还是其成员身上，都会发现每个政党的面貌是一样的黯淡无光；而造成它们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毫无二致的。19世纪有历史意义的政党问题，今天已成为陈年旧事，而关于未来的问题正赫然凸现，它们已越过旧的政党路线，但还没有成为政党问题。
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选举权、爱尔兰问题、自治领地的自治、上院的权限、差别极大的所得税率和财产税分级税制、财政收入在“社会改革”方面（如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与老年退休、教育、住宅和公共卫生等等）的过度耗费，所有这些自由党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有的已成功地实现，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则已成为所有党派的共同事业。那么还剩下些什么问题呢？有的人会提出土地问题。但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其传统形式下，由于实际情况的悄然变化，目前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自由党的传统政纲中，只有两个要点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禁酒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在两者之中，自由贸易问题，由于偶然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关于自由贸易，一直存在着两种论调——一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过去和现在都吸引着自由党内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经济论调，其依据是，通过自由贸易，各国能够利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而获益。我已不再相信自由贸易学说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我相信自由贸易，是因为从长期趋势和一般效果看，它是唯一在技术上正确、在道理上无懈可击的政策。
但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自由党在土地问题、禁酒问题，以及意见一致的自由贸易问题上，即使对于前两者也制定出了一致的、立场鲜明的政纲，难道它就能靠这三个问题支撑下去吗？成为一个自由党人的积极方面的理由，从目前看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其他党派按这个积极标准来看又如何呢？
保守党始终是顽固分子的老巢。然而在建设性上，它不见得比自由党更糟，两者不过是半斤八两。保守党内年轻的进步分子跟一般的自由党人比较起来，在政策主张和理想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之所以党派不同，往往只是由于气质上或过去交往关系上的偶然原因。那些陈旧的战斗口号已经降低了调门，或者沉寂无声了。教会、贵族、地主利益、财产权利、帝国的荣耀、军队的自豪，甚至啤酒和威士忌酒问题，将再也不会成为英国政治的主导力量。
保守党应当关心如何发展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困难的是在伦敦商业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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