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购买力的压力会逐渐地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备选方案。
然而，这还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如人意的后果。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而言的供给短缺将对我们的贸易平衡施加不利的压力，因为这将转移原本准备出口的商品，并且促使把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用于当前的消费，本来这些物资可能会用于战争目的。这样，我们就难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并且会草率匆忙地耗尽我们的外汇储备。
我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并努力去克服它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不过，在英国并没有这种情绪，只是需要有人来告诉它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但这也是愚不可及的，因为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能这样组织起自己的经济力量，从而把顽固不化的敌人无限期地驱逐出国际社会和世界贸易之外，这也许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j．m．凯恩斯
剑桥国王学院
1940年2月
一、问题的性质
要把一个自由社会为了战争目的而组织起来殊非易事。我们不习惯于倾听专家或预言家的意见，我们的力量来自临时速成这样一种能力。然而，对那些未经试验的思想保持开放的心态也是很必要的。没有人敢说战争即将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做好长远的打算是及早结束战事的最好保证。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的经济事务，如果企图从一个不同的假设出发来把它进行下去则是荒谬可笑的。用雷纳德先生的话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洞察力和勇气。
如果各派意见的领袖们能够让他们的头脑摆脱战争的疲惫和混乱，唤起足够的洞察力来了解自己，并向公众解释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那么勇气是唾手可得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社会公正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一个计划，对于迄今为止我们为减少不平等现象所作的努力，这一计划能够将现在这个人们普遍乐于作出牺牲的时期作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良机，而不是相反，把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借口来推迟应当进行的改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做到头脑清醒，但这并非易事。因为经济问题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单独地加以解决，资源的每一种用途都是以放弃它的另一种用途为代价的。而且，即使我们对于用多少资源来生产民用消费品已经作出了决定，也还不得不去解决另外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最明智地分配这些消费品。
我假设：我们将把产量提高到我们的资源和管理水平所容许的最高限度，把所有节余下来的物资用于出口，在考虑到可利用的船舶吨位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耗尽我们外汇资产的最快速度之后，我们将进口一切买得起的商品。从我们自己的总产出和进口商品的总额中，必须扣除出口商品和战略物资，剩下的即是民用消费品的数量。显然，这一数量取决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只有削弱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者耗尽外汇储备，才可以使这一数量得以增加。
要保证众多个别政策结合起来能有一个正确无误的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这取决于在各项政策之间如何进行利弊权衡。要在供应部门范围内作出不影响这一结果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是让陆军部保有大量的制服库存储备好呢，还是把这些布料用于出口以增加财政部的外汇储备好？我们的造船厂是制造战舰好呢，还是制造商船好？一个20岁的农业工人是继续务农好，还是从军好？我们打算把军队扩充到多大的规模？为了加强空袭预防措施而减少工时和效率是否合理？人们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与留给民用消费的物资数量有重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来得出留给公务部门和用于出口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把后者的需求加总起来得出留给平民大众消费的产品的数量。把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加以折衷，也许就是实际的数量。目前，很难说有什么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结果似乎很大程度是出自偶然而不是预先的计划。这不过是一场拔河游戏，或是甲方占强、或是乙方更优、或者相持不下——不过，现在某一方，比如说甲方，大大地占了上风。
不过，不管这种结果是出自先见之明还是由于愚蠢而造成的，是出自偶然还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问题都无关。以我们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总产出这一设想为根据，将能够获得一定的剩余用来满足民用消费。全体平民大众的合理要求，无疑会对这一剩余的数额产生影响。如果在某一特定方面的尖锐短缺局面愈演愈烈，那么，此时乙方就会力量倍增，而甲方则颓势渐显，而为了缓解这种短缺，就势必要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可以让大众持有的货币量对民用物资的数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是不合理的。而且除非大大削弱我们对战争全力以赴的劲头，否则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主张，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产品留作民用消费。这一数额可能与经过周详考虑、高瞻远瞩地确定的数量有些出入。这一主张的要点是，留作民用消费的产品数量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持有的货币量以及他们花费这笔钱的意愿。
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战争的经济后果时感到棘手的原因。我们一直习惯于一种生产能力尚有闲置的产出水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花费得越多，就会生产得越多，从而购买得越多，虽然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满足直接消费的供给的增加可能小于需求的增长，因此，价格会出现一定的上涨。不过，如果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就会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增加他们的消费，跟上价格上涨的幅度。
这就是说，在和平时期蛋糕的大小取决于工作量，而在战争时期，蛋糕的大小则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就会有更强的战斗力，但却不可能增加消费。
在民主国家，大街上的人们都必须学会了解他们国家的行动是否是明智的——分给平民百姓的蛋糕大小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么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致地说，这意味着当把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其消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试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认为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消费——在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在当前也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有更多的钱来开支，那么他的确可以增加自己的消费份额。不过，既然蛋糕的大小是不变的，并且难以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个人消费份额的增加只能是以另一个人消费份额的减少为代价。
因此，有些事情，对作为单个个体的每一个人有好处，但对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却是不利的。如果人人都同样地支出更多，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就为制定一项共同的计划以及实施一种人人都须遵守的规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我希望能够证明，通过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工薪阶层的消费量可以像以前一样多，此外还能够有余钱存入银行以便将来取利或备不时之需，要不然这笔财富本来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我们就会罄尽钱囊来消费，直至不剩分文，除此之外不会出现别的情况。因为，我们所要购买的产品，由于成本上升而引致的价格提高将足以耗光我们为此而支出的货币。如果对于所有的收入，其中的每一镑都增加两先令，而购买到的商品却与原先的数量相同，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也每一镑上涨了两先令；并且没有人能够多买到一只面包或一品脱啤酒，大家的境况与以前相比并不会有什么起色。
除非依靠税收来筹集全部的战争经费——这是不切实际的——否则，其中的一部分就得靠借贷来偿付。换一种说法，即某些人必须延期支出货币。如果允许价格上涨，那么这只是意味着消费者的收入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后者所获得的这笔收入，大部分将以较高税率上缴国库；一部分会用于自己的消费，由此仍然会引起对其他消费者不利的价格上涨；而剩下的就会被贷放出去，所以，仅仅只有他们才会成为新增国债的主要债权人，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战后开支这笔资金的权力。
工会方面提出增加工资的货币价格以补偿生活费用的节节上升，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一要求是毫无益处的，反而会对工人阶级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就像寓言中的狗一样，他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隂影，却错过了实体。组织得较好的部门也许能够以牺牲其他消费者的福利为代价而获益，这是事实。然而，除了作为一种谋求集团利益的努力、一种把他人排挤出队列的手段外，这不过是一种流氓游戏。工会的领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并不想要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然而，在知晓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之前，他们不敢撤回这种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一个自成一体的计划。
我一直被指责为企图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运用极权主义方法，再没有比这更为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了。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对损失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是其进行战争的首要有利条件之一。只有在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任务才由于社会公正的权利要求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奴隶制国家，生产是唯一的问题。穷人、老人和婴儿必须听天由命，没有其他的社会制度能够像奴隶制那样更适宜为统治阶级提供特权了。
因此，本文的主旨在于试图设计出一种在战争条件下与自由社会的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手段。在此考虑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提供更多的报酬，作为一种激励，并对那些与奴隶迥然不同的自由人所加倍付出的努力、所冒的风险给予表彰；每个人，对于如何使用他收入中可自由开支的部分享有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完全只属于那些独立存在的个体，而不属于极权主义蚁群中的那些蚂蚁；对于那些连必要的牺牲也负担不起的人，则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二、解决办法的性质
由于在军队服役和在民用部门就业的、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员规模的扩大，由于加班时间的延长，以及由于婦女、儿童、退休者和其他以前的无业人员纷纷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即使是工资率没有提高，货币收入的总额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
在下一章将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即在像这样的战争时期，用以消费的商品量将不得不有所缩减，并且肯定不可能增长到和平时期的消费量之上。
这样，消费者手中可用来开支的货币数量增加了，而相应的消费品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定出售的商品，规定每种消费品的最高价格，其结果只能使商品被抢购一空。除此之外，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把购买力从市场上收回来，或者必须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足以吸收新增支出的水平——换句话说，即通货膨胀的方式。
因此，我们的解决办法的一般性质必须是把一部分新增收入从支出中收回来。撇开商品短缺或较高的价格水平不说，这是我们能够确保在货币开支和待购商品之间达成平衡的唯一方法。
自愿储蓄如果充足，则可以满足上述目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问题范围内，自愿储蓄总是有好处的。现在人们正开展运动来促进自愿储蓄，对于他们的宣传热忱以及那些信从者的自我克制和公益精神应当予以鼓励。在下面提出的计划中，并没有排斥自愿的个人节约，没有否定其作用和必要性。我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勉强实现最低限度目标的方案。而到目前为止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要勉强地实现最低限度目标，单单靠自愿储蓄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个人消费在规定份额之外所作的任何进一步的节约，都有助于改善其他消费者的境况或加强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
然而，在下面两章中，通过分析国家潜力和国家收入的分配，我将十分清楚地证明充分的自愿储蓄是如何的不大可能实现。那些宣扬其他观点的人，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已成为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而且，我认为许多人都会欢迎这样一项可以为他们指明最低限度职责的规定计划。而那些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储蓄的人也可以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一项最低限度计划不会像我们的税收制度那样，阻塞个人为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而自愿地作出自我牺牲的道路。国家仍然迫切地需要更多的个人节俭的果实——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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