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摘取这些果实的同时，人们又总是在究竟哪一种形式的节约更有价值这样一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木过，我也认为这项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减少了普通人长久以来在到底应该节约多少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并使得他们对这类事情所能起的作用不抱过高的期望。过度地沉迷于节俭也许是有用的，但却并不令人愉快。而那些决定要节俭的人并不总是真正作出牺牲的人，公共需要有时不过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托辞，借以纵容那种仍旧贪婪的本性。
因此，在我们的基本计划中（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条措施是确定在个人的收入中必须从直接消费中收回并推迟其支出的那部分收入的比例，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只有在战后才能用于消费。如果能够公平确定每一个收入集团的这一比例，那么这种方法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这一方面意味着与其他任何计划相比，这一计划与战时直接消费权利的分配及相应的牺牲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这也意味着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这是国债的另一个名称——将广泛地分布在所有那些放弃了直接消费的人们当中，而不是像上次战争那样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条措施是在战后广泛征收资本税，从而在不增加国债的同时提供延期消费。
第三条措施是对那些生活水平很低、难以提供足够余裕的人们予以保护，不让他们的现有消费量有任何减少。可以通过确定应当予以豁免的最低收入水平线、规定差率极大的累进等级以及建立家庭津贴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建议的最终结果是，年轻的家庭成员每周将增加不超过75先令的消费量，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达到每周5镑或略低于战前水平（同时，作为对他们额外工作的回报，给予他们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而每周超过5镑的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会平均减少大约1／3。
第四条措施（第八章），是要将工资、退休金和其他津贴货币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与有限几种定量配给商品的成本变化联系在一起。正如人们一直所要求的那样，这种配给量是很严格的，并且当局将以种种方式来防止其价格的上涨。前面几项措施的存在使这一条成为可能，不过后者对于前几项措施却并非必不可少。
在根据批评进行修改和进一步的反思之后，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与去年11月我在《泰晤士报》专栏中提出的收入延期支付计划相比，更为全面一些。不过，最初的那个计划是整个方案的关键，如果归于失败则其余的措施也就难以施行了。要是没有这一计划，那么家庭津贴的费用就会推动消费的全面增长，从而使得消费问题雪上加霜，并且只会使通货膨胀的蔓延更加势不可挡。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严格的廉价定量配给。除非我们首先从市场上收回过剩的购买力，否则对消费的补贴费用将会使财政部在财政泥潭中陷得更深。不过，如果对收入的延期支付能够获得支持，那么整个结构就可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这样一项总体计划要求所有的人都遵照执行，它就像交通规则一样，人人都能从中得益而又不会损及他人。把这种规则视为对自由的侵犯是愚昧无知的。如果强制施行这种交通规则，那么人们仍将同过去一样能够四处旅行而不会感到有丝毫不便。在这一计划之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仍将同过去一样。交通规则允许人们自由选择沿着哪条路旅行，这与不存在交通规则时没有什么两样。而在这一计划下，人们所能选择的消费品种类也仍将同以前一样多。
把这一计划与交通规则相比较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一计划正是要打算防止人们误入另一条花费其钱财的歧途。
三、我们的产出能力和国民收入
为了计算留作民用消费的蛋糕的大小，我们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估计：
（1）我们能够从人员、工厂和物资这些资源中组织起来的最大限度的产量；
（2）由于入超而产生的外汇流出，其速度应该多快才是安全的；
（3）所有这些财富将被我们的战争努力耗去多少。
用来进行这些估计的统计资料极为缺乏。自上次战争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些蒙昧主义者，没有任何科学知识，他们认为收集基本的事实材料是浪费钱财。今天，任何人，无论他是否来自政府机关，在这方面都不能不主要依靠科林·克拉克先生杰出的个人努力（在他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中，增补了一些后期论文）。不过，由于缺乏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他经常几乎是在作大胆的猜测。下面的观点所依据的资料在附录（第466页）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内容，那是在e．罗宾斯先生的帮助下制定出来的。
当然，测量产出能力的货币标准是根据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时加以调整的。为了简单起见，下面的数字都是根据战前价格得出的。
到1939年3月31日为止，包括无形输出在内，我国这一年的产值以成本来衡量大约是48亿镑。在这一数额中：
37.1亿镑大众消费的当前费用（包括工厂的日常维修费用）；
8．5亿镑政府服务的当前费用（包括日常维持费用），不包括
对领取退休金者以及国债持有者的“转移”支付，因
为这些产出只是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
但包括资本支出；
2.9亿镑以建筑、工厂和运输形式用于增加我们的私人基本
固定资产；
48．5亿镑以上三项合计数。
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增加这一产出：（1）当年有12．75％加入了社会保险的工人失业，可以吸收这些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重新就业；（2）吸收未加入社会保险的人口如儿童、婦女、退休者、无业人员等就业；（3）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例如，把工时延长半小时就可以使产出增长7．5％）。另一方面，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假定其产出与投入相平衡，则可以用军饷、津贴和给养的费用来估计其本应创造的产出），原材料的短缺和船舶运输的紧张，以及空袭预防措施的施行，这些都会使效率受到损失。总的说来，如果我们的组织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增加15％～20％的产出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取17．5％这个中间数值，可以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将增加8．25亿镑的产值。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这样的产出增长，补充这一点也许并非多余。
政府的需要可以从另外两个源泉得到满足。在公共和私人消费的费用中，除用于新增资本的3亿镑外，还包括4．2亿镑可实现的经常性折旧费用。在这一产出中，有一部分可转用于政府目的，其价值总共约7．1亿镑（4．2亿镑＋2．9亿镑）。从折旧基金中取出1．5亿镑，从正常的新增投资中取出3亿镑，我估计总共可以从这一源泉获得4·5亿镑。
第二个源泉，也是剩下的最后一个源泉，是出售我们的黄金储备和在国外的投资以及借外债。如果我们要为一场长期的战争作准备，就必须严格限制我们耗费这些资源的速度。我估计我们能够有把握地从这一源泉中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每年3．5亿镑。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我们的资源每年可以提供16．25亿镑（8．25亿镑＋45亿镑＋3．5亿镑）的产出，从而满足增加的政府需要和当前私人消费。
这与当前的现实情况有什么关系？财政大臣在1939年深秋宣称政府支出的速度已接近于每年15亿镑左右。因此，如果能够实现上面所设想的产出增长速度，则我们就可以稍有余裕（大约1．25亿镑），从而可以用来增加私人消费。然而，人人都明白，直到现在我们还远远不能以这样的规模来组织生产。事实上，照我看来，现有的政府支出速度无疑没有为私人消费的增长留下任何余地；而对消费水平的勉力维持则已经导致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减少，其消耗的速度快于上面我们所设想的限度——也就是说，要快于安全的速度。
而且，我们的战争支出无疑还没有达到最高峯。如果要对前景作乐观的展望，我们不妨假设与去年秋天的估计水平相比，明年的政府支出将仅仅再增加3．5亿镑，并且成功地把产出提高到上面所建议的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按战前价格计算的整个社会的消费要减少2．25亿镑。因此，8．25亿镑新增收入加上原先支出的2．25亿镑收入是我们必须从消费中收回的总额。
上面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是相当平实的。某些人会说这一表述大打了折扣，对于需要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这话也许不假。此外，除非我们能够迅速修复道路、恢复交通，否则上面的估计就相当地夸大了我们的生产速度。不过，要使我现在的论点得以确立，这些简单明白的表述实际上已经足够，没有必要作更为复杂的论证。如果事实证明需要对消费作更大的压缩，那么这也只会加强上面我所说的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了。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可以从新增产出的生产中挣得8．25亿镑，也就是说，即使工资率没有提高，价格没有上涨，收入也会增加8．25亿镑。然而，尽管这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却肯定会比以前消费得更少，也即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反而肯定会减少。这个结论是切中要害的，大家对此也没有异议，而且这一点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由于我们一向对失业和资源闲置问题习以为常，因此当面对充分就业和资源短缺问题时就不得不换一换脑筋，调整我们的态度以适应新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我们从丰裕时代倒退到了匮乏时代。
此外，由于在近6个月的战争之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统计上的失业，这一事实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新问题的紧迫性。这应归咎于组织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而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太少、用心不够所致。不过，任何人如果还立足于我们仍然处于丰裕时代这一假设来论证其观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总的说来失业的性质已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物资不再有潜在的剩余供给。当前有两个障碍阻滞着向充分就业阶段的过渡：第一个障碍是由于难以把劳动力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去而造成的。第二个障碍——在眼下也是首要的障碍——与劳动力的短缺不同，它是由于在把现存需要变成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重重困难而产生的。例如，也许出口商和国内消费者都需要布料，而在毛纺业中尚未实现充分就业，如果制造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获得用以满足需要的羊毛原料，那么这些需求就仍然是无效的。
不过，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还处在丰裕时代。相反，这意味着在可利用的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之前，匮乏的时代就已来临。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产出不可能在现有的水平上再有所增加。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到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增加产出。我们已经和正在着手让大家明白如何去增加产出，但我们不得不去学习如何生产得更多，而这需要时间。
目前，使得我们对于向匮乏时代过渡的趋势视而不见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利用库存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第一个月，私人消费的增加速度就大大超过了我们的产品剩余库存，但这一规模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猜想私人消费已经得到足够的压缩是没有根据的。通过利用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以及周转资本，供给不足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因此，把私人消费调节到与有效供给相适应的水平，比表现出来的要紧迫得多。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动推迟到充分就业实现以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阐明。读者会理解，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猜测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前面给出的那些数字也只是粗略的估算。如果任何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那么他的批评意见将更受欢迎。不过，我相信这一结果大体上是正确的，而更精确些的细节也不会改变这幅图景的主要轮廓。
四、富人能为战争付账吗？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把因战争而导致的工资率上涨的因素完全撇开，仅仅是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就会使整个国民收入增加8.25亿镑。同时，私人消费根据适中的估计也将减少至少2．25亿镑。因此，总共必须把10亿镑的私人收入从消费中收回。按战前的工资和价格水平计算，这一数字现在已经达到。不过现在工资和价格水平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因此所有数据都应该根据现行工资和价格水平相应地或多或少作一些调整。到1940年1月底为止，批发价格上涨了27％，生活费用（按季度加以修正）上涨了10％，而工资大约增长了5％；这意味着我所给出的总和数字应当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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