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死在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那天晚上我从上海到北平，很想见他一面，不料我刚下火车就听见说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次日，任公先生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敛，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陈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敛。任公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如贵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热泪。在君和我也都掉泪了。
二月初，在任公先生的追悼会上，大家都注意到丁在君的一副挽联：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狱，在天为日星。”
这副挽联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也最可以表示任公先生和在君的友谊。
梁先生死后，许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担任写任公传记的事。在君自己也有决心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在君替梁氏家属计划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书札。这个征求遗札的计划的大旨是请任公的朋友把他的书札真迹借给梁家钞副本，或照相片送给梁家。
当时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遗札，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这样的大成功是由于几个原因：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
这近万封的信札，就是这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最重要的一批原料。此外，这部年谱还充分采用了许多同时人的记录，如《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如任公的兄弟仲策（启动）的《曼殊室戊辰笔记》等等。这些记录在当时只有稿本，到现在往往还没有印本流传，都是不易得的材料。（戊辰是民国十七年，梁仲策先生这部《戊辰笔记》作于任公先生死之前一年，是一部很可靠的传记材料。可惜这部稿本后来已失落了。我举仲策此书为例，要人知道在君编的这部年谱里保存了不少现在已很难得或已不可得的资料。）
在君开始聚集任公先生的传记材料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忙的人，不能用全力来写任公先生的传记。民国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间，在君领导了一个大规模的“西南地质调查队”，直到十九年夏天才从西南回到北平。民国二十年他做了北京大学的地质系研究教授，从二十年秋季开学起，到二十三年六月，他在北大教了三年书。从二十三年六月起，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二十四年十二月他在湖南衡阳得病，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他死在长沙。
梁任公先生的年谱是在君先生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期开始编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编人，他请了一位青年学者赵丰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帮助他整理编写他在那几年里搜集的资料。因为材料实在很多，又因为在君自己实在太忙，所以这部年谱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草稿，没有经过最后的整理写定。例如页五二引《李宣龚与丁在君书》，本文说是《李宜龚氏给编者的一封信》。这是很清楚的在君自称“编者”。但页十二引梁思成《致在君先生书》，本文说是《梁思成先生给丁在君文江先生的一封信》，页十六也说是《梁思成致丁在君先生书》。这两处都不称“编者”了。
在君死后，他的朋友翁咏霓把这部没有经过最后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几十部，分送给任公先生的家属和朋友，请他们仔细审查一遍，附加评注，然后寄回——寄回给谁作综合的整理修改，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我当年也收到一部油印本，后来好像是寄还给梁家了。事隔多年，我仿佛记得是由梁令娴女士，思成，思永两先生，思庄女士各位汇齐收到的油印本上签注的意见，然后由他们决定请一位老辈朋友担任修改这部初稿的巨大工作。丁月波先生（文渊）在此书的《前言》里曾提及林宰平先生“正在整理这部著作”。很可能的，林宰平先生就是梁家姊妹弟兄委托修改此稿的人。
油印本好像是题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个题名可能是翁咏霓改题的，也可能是在君的本意。在君最初的意思是要写一部现代式的《梁启超传记》，年谱不过是传记的“长编”而已；不过是传记的原料依照年月的先后编排着，准备为写传记之用。
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藏的这部初稿本。这部初稿本原藏地质调查所，后来归史语所收藏。
丁月波先生在他的《前言》里，曾称此本为“晒蓝本”，那是不很正确的。这部《初稿》本是一部毛笔清钞本。但其中引用的信件，或任公先生的诗文，或他种文件，都是剪粘的晒蓝本。当初编纂的计划必定是把准备引用的传记资料，如信札及他种文件，一概都用晒蓝复写，以便剪下来分粘在各个稿本里。最早的草稿本的引文必定也是晒蓝剪粘的。后来这部清钞本的引文也就照样用晒蓝的资料剪粘了。
月波又说，“其中经（在君）二哥修改的笔迹，都历历可考。”我细看全部《初稿》清钞本，上面只有涂抹的笔迹，没有修改的文字，实在无法可以指定那毛笔的钩抹是在君的笔迹。大概这部初稿清钞本的底本必是在君先生和赵丰田先生的草稿本，上面必定有在君亲自修改的笔迹。据我的记忆，那部草稿本是送还给任公先生的家属了。
这部《长编初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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