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与方法方面。那部一千三百多页的约翰逊传，不但文字清丽，写来富有戏剧性，处处可以看出一个约翰逊活跃在纸上，而史料多取之约翰逊的谈话与书札，其早年史料，得之于约翰逊的家庭，亲戚与朋友的，也多经约翰逊自己辨别一番真伪。而记载的方法又只是按年按月地排比下来，极似我国的年谱而又非年谱，让读者自己去看出约翰逊自少至老的发展来。这种传记的典型，是严格历史性的，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虽然鲍斯威尔不必自己意识到这层，可是他的确创造了一种科学传记的典型。
这种传记只是散漫的记载，并无艺术上的结构与形式。也许这很适合英国人的脾胃，使平常讲结构与形式的法国人看了有点皱眉。而Strachey却正是受了法国的影响，把结构与形式放进那些散漫的史料中，便成了现代的文学性的传记。这传记是文学的创造，读起来简直像小说一样的逸趣横生。
这种文学性的传记风靡了整个世界的文坛，素重传统的牛津大学字典都肯定传记“为文学的一支”。这新趋势把传记纳入文学的形式与结构中，容许精密地选材与大量的删削，也容许组织上的错综与想象力的补苴，一句话，传记在文学家手里起死回生了。文学把过去的人物与事迹，用想象力重新组织鼓舞起来，使其人的声音与笑貌，行动与举止，都活现在我们目前。不错，他是复活了，可不一定就是那个人；他已不是他父母的产品而是传记作家的产品了！
这里便是传记文学的歧途。
鲍斯威尔式的传记，只有观察与记载，不加自己的意见和判断，那是极科学的，因为很似近代行为心理学家观察与记载一个动物的行为一样。但到底人类比其他动物太复杂了些，仿鲍斯威尔式的传记，成千成万册的人生记载，都像春草秋虫似的自生自灭了。就是极成功的作品，如兰卡德的《司考脱传》，长至七大册；佛洛德之《喀莱尔传》，长至九大册；那种散漫而无结构的记载，到底是太散漫无边了。反过来一比较Strachey的《维多利亚王后传》，不过三百页薄薄的一本，她的个性发展，与当时的外交，内政，宫廷，家务，也都生动地出现在书内，到底结构与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材料的选择与组织上的精密。
可是，Strachey的《伊利沙白王后传》，终以代远年湮，文不足征，以想象补苴史料之罅漏，与史实不能尽合。也许是很好的一部文学，却不是很好的一部传记。至于其余的现代传记大家，如鲁德微希（Emil Ludwig），他写传先要从那个人的画像，塑像及其信札预作一个结论，就是用直观方法得到那人的个性。然后再搜集一切能够得到的材料去证实。据说他搜集材料的结果，总与他先得的结论相吻合，当然，我们带着成见去找材料，找到的就不会不吻合！至于综合英法两国传记之长的茂鲁瓦（Andre Maurois），老实不客气地说传记是作者的个性表现了。我们不必再说那些闻风兴起的传记文学家，随意驰骋想象，忽略史实，至于写一部科学家的传记，里面没有其人的科学；写一个政治家，里面没有政治，写一个文学家，里面没有文学。也许是文学太多了，他创造了史实。可是这里谈的不是纯文学，我们要的不是虚幻的创造，而是真实的历史。
传记到底是历史？还是文学？这歧途至今不能决定。可决定的是：学鲍斯威尔若失败，刻鹄不成尚类鹜；学Strachey若失败，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然，我们理想的传记是严格的史实，配以适当的文学的描写，结构与形式，使我们写出的人物，虎虎有生气而又恰恰正是那个人。这要求可能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只可偶尔得之，但往往是失败。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失败，更多的反省与更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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