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来此讲演，先应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自认不配讲此问题了！记得有一个月色很好夜里，跑到朗润园中去徘徊徘徊，觉得恍如隔世再见似的。实在的，自在清华后，日日为事务所扰，对于这种清幽的景物，相去实在太远了，那里还配谈文学的深微！
有人或许开玩笑说，在学校中不是一样地可以得文学的好材料？但是，学生虽有好材料，他们却不告诉你！
言归正传罢：
社会上时时刻刻在作种种变迁，凡是有形式，都容易看得出来的。文学上的变迁，却不单是形式，因为它是一切变迁的根本。所以革命成功，会落在文学革命之后。新文学运动始于五四，那是说中国人的思想从那时改变了。语言文学同思想是一样东西的表里两面。它们先变了，然后才及于政治，社会，一切有形式的变迁。所以此题虽只说新文学，却和中国民族有很切近的关系。在广州中山大学时，戴季陶先生常至忧思徘徊，夜不能寐，在那忧虑新文学的前途。他说几次的战功，还不及一篇小说的力量大。所以要想创造健全的文学改造中国。这话表示文学之重要，是很对的。
新文学还没有“现在”，因为不到理想的境地。现在不讲“现在”而讲“将来”，很对“现在”不起。还有一点，“将来”的事，现在尚不可知，所以对于将来之推测，很可以放胆说去，至少在“现在”是不会发觉错误的。不过要说“将来”，却必须从“现在”说起。现在且分头讨论：
新文学中，包括诗，戏曲，小说，散文四种。四者之中，最易成功，也最有成功的，为散文；次之为短篇小说；戏曲更次之；成功最难而也最少的为诗。
诗是语言的结晶，其中有图画，有音乐，有戏曲的表情，还有小说的叙事。但它非常为难，同时也非常之重要，它能引动全个民族的情感。普通人有情感，往往无合适的形式以表现出来。诗的形式，至唐朝而大盛，如五七古，五七绝，五七律等，都是很好的形式。盖因经过六朝时代音韵学的成就及骈体文的发达，故诗的音节与形式，至唐朝成为一个很荣耀的时期。但从那以后，始终未变。这一方面固可证明唐诗的形式很好，故可持久；一方面也有两种流弊：第一，一种形式，用得太久，便觉陈腐，不足以动人。第二，老用一种形式来表现，则所可借此以表现的情感，已经为前人所表现完了，而不能有新的表现，这也不足以动人。诗是要表现情感的，到了现在，就使你有好情感，也为那格律，声韵等所限制，把它陶铸成旧的而后已，这完全是一条绝路。所谓“物极必反”，旧诗既入了绝港，于是不能不有新诗的运动。到了现在，新诗虽然尚未成功，但内中已有若干次的演变了。最大的阶段如下：
最初发动的，是胡适之先生，我见到他的第一首诗，便是：
“一对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一诗。这首诗的意思倒不怎么，字句也全白话化。像儿童的歌诗，但仍用五字一句的句法。其后钱玄同先生，说既要打破旧诗的束缚，为何不连句法也一齐打破；因此创始长短句的诗，这便是白话诗。但此时形式虽一变，内容却与旧诗差不多。胡先生自己的创作不论外，当时作的很好的有俞平伯先生。平伯本长于五言古诗，《冬夜》中诸诗，很多有旧诗的意味。同时有康白情先生的《草儿集》，颇伶巧，他受古诗熏染不深，但仍未脱中国诗的意味。旁的人如周作人先生（《小河》一诗极好），沈尹默先生，刘半农先生，都是以旧诗意味传之新诗，所以老实讲，他们的旧诗，通比他们的新诗好。
第二步可以徐志摩先生作代表。他的诗得力于西洋诗，以西洋诗的内容和外貌写中国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中，有的表现很硕大的力量和丰富的联想，是中国诗中所鲜有的。但以西洋方式硬用之于中国语言——以西洋的音节等方面的套子套成中国诗，便不免张冠李戴了。同时他的音又不准，所以他自己念他的诗，用浙江方言，好像有韵，其实或许相去很远。同时郭沫若先生的诗，内容也受西洋诗的影响，有些与徐先生相同。但诗的表现形式也不完善。那个时期青年人以为这就是将来的新诗正体了，便有很多人来模仿。
第三步是接着第二步进而讲求诗的形式，可以闻一多先生代表之。闻先生对于西洋诗很有研究，对中国诗，也有相当的根底。他看到徐郭一派的形式不完美，便另创诗之方式，当时曾联合朱湘、饶孟侃诸人在《晨报》副刊出《诗学周刊》。他们所创的形式，似乎以为中国旧诗，每句字数有定，如四言，六言，七言，于是也把新诗给它个一定的字数。每句十字或至十二字，也同时用韵。排起来很整齐，但念下去便念不动，他们太注意中国字是单音的，而不注意中国“词”不是单音的。中国的“词”，不限定一字，如“哲学”一词便有二字二音；“小学生”便有三字三音，所以只按字数多少排成一行，内中的“词”，尽可参差错乱，毫不整齐，因此读起来反不易有节奏。——他们在这方面，虽现在仍在努力，但成功甚少。——暑中曾在南京又遇见闻一多先生，据他说仍想参取西洋诗的音节。这样看来，他又有点转回徐志摩的原路了。
这三个阶段，好像是很逻辑的：先是换了旧时的形式而没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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