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赀，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无人，不敢一纾筹策，以绚公家之急，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漕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无所。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地也。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钜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钜，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苦，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得也。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其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庶士，一体入局讲习；拙者、惰者，随时更补。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虑筹集钜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沣，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钜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之入，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氵存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且臣访闻浙江甯波一带，现亦有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赀，及修造为难之费，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大凡水师宜常川住船操练，俾其服习风涛，长其精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近观海口各国所驻兵船，每月操演数次，俨临大敌；遇有盗艇，即踊跃攫击，以试其能。所以防其恶劳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虞，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窃有说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米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次有代造之举，现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如拟创造轮船，即预虑难成而自沮，然则治河者，虑合龙之无期，即罢畚筑？治军者，虑蒇役之无日，即罢征调乎？如虑糜费之多，则自前道光十九年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昔因无轮船，致所费不可得而节矣；今仿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其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知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东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妄至计！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谓“佛郎机”者，即法兰西音之转；谓“红衣”者，即“红夷”音之转，盖指红毛也。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大约火轮兵船之制，不过近数十年事，于前无征也。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适发逆陷漳州，臣人闽督剿，未暇及也。嗣德克碑归国，绘具图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德克碑旋来漳州接见，臣时方赴粤东督剿，未暇定议。德克碑辞赴暹罗，属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讲论，渐得要领。日意格闻臣由粤凯旋，拟来闽面订一切。臣原拟俟其来闽商妥后，再具摺详陈请旨。因日意格尚未前来，适奉购雇轮船寄谕，应先将拟造轮船缘由，据实驰陈，伏乞圣鉴。
续又疏陈：
据日意格等禀呈保约条议清摺、合同规约各件，业经法国总领事官白来尼印押担保，臣逐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由臣核定，计共需银二十四万余两。船槽尤为通局最要之件，应用法国新法，购办铁板，运来船厂，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应用什物，由护抚臣周开锡委员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书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通敏颖悟、通文字义子弟，入局肄习。并采办铜铁木料，一俟船厂造成，即先修造船身。庶来年机器、轮器运到时，可先就现成轮机，配成大小轮船各一只。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约计五年限内，可得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大轮船一百五十匹马力，可装载百万斤。小轮船八十匹马力，可装载三四十万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样，总计所费不逾三百万两。惟采买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势难划一。应将关税每月协拨兵饷五万两，划提四万两，归军需局库另款存储，以便随时随付。而前后牵计，仍不得逾每月四万之数，以示限制。抑区区之愚有不敢不尽者，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钜，巨德薄能浅，不足为其难；又去闽在即，不能为其难。当此时绌举盈之际，凡费宜惜，钜费尤可惜。而顾于此者，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于是则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然而时需五载，银需二百数十万两，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幸而学造有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自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解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五年之时日，二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十六号，机器一分，铁厂、船槽、船厂及各房屋。虽所造轮船较寻常购买各色轮船精坚适用，而估计所费多于买价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责以糜帑，咎何可辞？凡此皆宜预为绸缪，而不能预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之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时局面既更，势难兼顾。如欲停止，愿将已领之银仍即缴回。”臣答以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但愿一一谨守条约，尽心经画，共观厥成。如有差谬，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将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约条议清摺、合同规约照抄，咨呈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谨胪举船政事宜十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谨会同兼署闽浙总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李爵相奏开轮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粤贼后，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开机器局，以制造洋枪、洋炮及铜帽、洋药诸军火。比督两江，于金陵亦设制造局。曾文正公再督两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创造轮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数年来，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铁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尽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开轮船招商局，共集资一百五十万。先购买外国轮船，而以机器局所造之轮船益之，以运江浙二省漕粮。漕运既毕之后，准商人雇载，赴外洋及各海口销售货物，以分洋船之利。无事则运粮贩货，取其资为购船只之用；有事则用为战船，以之巡防，以之攻击。盖一举两得之术也。光绪元年，于招商局内又分设保险公司，以保轮船，先由商集资十五万。本局之船可以无须向外国保险，而外国之船我转可保之，则保险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国所以为国计民生筹画者，至矣，尽矣。惟铁甲船之造费，较轮船十余倍，只能为攻战之用。且船身太重，时虞搁浅，若海口以最巨之炮击之，亦不能抵御。此时英国已经停造。计数年之后，各国未必踵行，则我国亦似可不须效颦也。
○人参误服杀人
今之医者多喜，用重剂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减轻矣。”验之古方，诚然，心窃疑之，以为古人秉气素厚也。嗣阅洄溪徐灵胎所著《慎疾刍言》一书，内《论制剂》一篇，始悟今医重剂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时权量甚轻，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三服。古之医者，皆自采鲜药，如生地、半夏之类，其重比干者数倍。故古方虽重，其实无过今之一两左右者。惟《千金》、《外台》间有重剂，此乃治强实大症，亦不轻用也。若宋元以来，每总制一剂，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钱，或五钱。亦无过一两外者。此煎剂之方也。末药则用一钱七。丸药则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试将古方细细考之，有如今日二三两至七八两之煎剂乎？皆由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又自疑为太重，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至于补剂，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今之医者，不论人之贫富，人参总为不祧之品，人情无不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丧其身。其贫者，致送终无具，妻子飘零，是杀其身而并破其家也。”云云。灵胎为乾隆时名医，学问驾于叶、薛之上，乃其言如此，医者当奉以为圭臬也。按人参误服杀人，在富贵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庆府同知任内，奉旨驰驿入京视疾，一时求诊者充门塞户，至三鼓甫散。忽仪亲王以福晋病甚，遣官来迎。公以疲乏已极，固辞不往，使者传王命谓：即以夜深不能至，请先付丸药服之，俟质明再迓。公既不知为何病，又无从得药，适案上有莱菔子末一包，遂以与之，曰：“姑服此，明日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