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从肩上，左手从腰下扭到背后，铐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一句：“为什么这么铐？”
那位组员说：“这叫苏秦背剑！外行！”
我当然外行，专别人政的这一行并不是谁都可以干的。中国人文化很高，干什么事都要有个名堂。杭州西湖有八景，处处都得仿而效之，凑够八景。风景配上个文雅的好名字，无可厚非，是为了增加人们的观赏慾。每一样中国菜为什么也要配上个好名字呢？
猫和蛇的尸体烧在一起，美其名曰：“龙虎斗”。雞的尸体再配上一只西红柿，美其名曰：“丹凤朝阳”。菜起个好名字，也能理解，是为了增加人们的食慾。给我上铐子还来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名堂，这算什么呢？也是为了增加人们的食慾？果然如此，在我带铐子到上吉普车的短短一分多钟的过程里，立即吸引了一大堆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公路两旁连个村庄也没有，难道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中国人之多，真是名不虚传。他们对于是我被权力的野兽吞噬掉而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感到兴高彩烈，好象他们每一个人也站在权力的一边参与了吞噬。
吉普车向来的方向驰去，至少有一公里才甩掉那些围观的人。吉普车的弹簧比起超豪华的小卧车来就差得太远了。不到五分钟，我就认识到苏秦背剑的样子固然还有点英气，手腕、手肘关节和背实在是疼痛得难以忍受。我开始[shēnyín]起来，一边[shēnyín]一边猜测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发现我的病是假的？不可能。那位主任医师还在位，在位就不怕承担责任。即使是搞清了我的病是假的，也不至于动手铐拦车搜捕呀？要么，和芸茜的关系被人发觉了？更不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蜗牛壳里的事，谁能钻进蜗牛壳里去研究我们的关系呢？退一万步，全都被他们侦察得一清二楚，大不了也只是个婚前不严谨，属于批判教育的范畴。我把我短短一生的经历全都抖了出来，实在找不到一件够得上让他们如此大动干戈的罪行、过错，甚至能够成为他们的借口的疏忽，或可能产生误会的言行。我肯定他们搞错了，又在制造冤假错案。可总得有个因由呀！——忽然，我的脑子轰地一声炸开了！别是我给老桂的那张便条出了问题吧？！不可能！绝不可能！我不是告诉过他，“只能你一个人看”吗！即使他的“三忠于、四无限”使得他不得安宁，也不会这么快呀！我不是对他再三再四叮嘱过吗！要他“多看几遍，想想，烧掉……”
只要他连看两遍，想上三分钟再检举，也不会如此之神速就把我中途截获。除非他只看了一句，就象发现凶手使用过的匕首那样，立即报案。我想这绝对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事实却告诉我，绝对可能，一百个可能，一千个可能，一万个可能。我乘坐的古普车还没到农场，大草棚里的批判斗争大会已经布置好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之丰富实在令人五体投地。把我押进大草棚子的时候，一抬头，台上挂着一个额幅，开宗明义地写着：“批判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梁锐”——定了性，戴了帽。所以我一进场就象著名京剧大师在挑起的绣花门帘下亮相那样，给了我一个碰头好，暴风骤雨般的口号声扑面而来，上千个拳头对着我，象火箭炮的炮管似地不断伸缩。我体验到一下子就成了明星的滋味，千夫所指。我好象忽然之间变成了戴着冲天冠的大总统，大家拥挤着、踮着脚尖争先恐后地张望我。他们把我架上台，我以苏秦背剑的姿势站在台上，仰着头。
狂热的、声嘶力竭的吼叫使每一个音都变了形，我根本听不清。等到我的脑袋挨了一拳，才半猜半蒙地搞明白他们吼的是“低头”二字。我低下头，只能看着自己的脚。
军代表极为庄严的声音出现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树慾静而风不止。‘’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从他引用的这几条语录就可以预感到我面临的严峻局面，一般寒气从我背后袭来。军代表继续以由于激愤而颤抖的声音说：”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不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太长了吗？不是有人认为一切牛鬼蛇神都扫光了吗？不是有人认为我们迫击炮打蚊子——小题大做吗？希望这些人在这个活生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能汲取点教训。桂任中同志！请上台来！“
军代表对桂任中称同志，并使用请字，引得全场一阵小小的騒动。我看不见，但能想象到：桂任中一定是受宠若惊地两腿发软，很久才走上台。军代表对他说：“向同志们读一下现行反革命分子梁锐写的反革命宣言书！”
宣言书？如果我手上没带铐子，我会扑过去和他拼命。我什么时候写过反革命宣言书？
桂任中说话了，抽抽搭搭地说：“同志们！现行反革命分子梁锐同志……不！他不是同志，是敌人！他利用和我铺挨铺的关系，给我写了一封信，企图动摇我对革命的信念，我还没看完就觉得不大对劲儿，赶快上交军代表。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份反革命宣言书……”
在老桂念我那个便条的时候，我听起来也很吃惊，那是我写的吗？我会那么写吗？
我会那样不谨慎吗？现在，连我也觉得实在是“反动”之极。没等老桂念完，我浑身的衣裳都濕透了。紧接着就是积极分子们争先恐后的登台表演。他们差不多都是职业演员了，旁征博引，上纲上线，稍加思索就顺理成章。个个捶胸顿足，唾沫四溅，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尽管我早就领教过他们的才能，仍然为他们的精辟分析和联想暗暗叫绝。如：“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语言？——您好吗？您不会好的，因为您太诚实、太诚实了！——是新鲜？还是陌生？不！一听就可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革命在向你招手哩！什么是反革命在招手？这就是反革命在招手！‘您不会好的，因为您太诚实、太诚实了！’他极为狡诈地隐去了必不可少的宾词，对谁太诚实了？对谁？
显而易见，他的矛头所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群众！一开始就表现了他的刻骨仇恨！“发言者此时发自内心地高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呼应，声如雷震。
又如：“物质元素在化合时的一切细微的假象……完全是胡风式的语言。他说的真是化学吗？不！反革命是很突出政治的。我们有些天真的同志认为我们政治突出的太多了！反革命比我们突出的更多！他紧接着就说到生活中的假象，生活中的神圣的假象！注意！
同志们！什么叫神圣的假象？在我们生活中能够称得上神圣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对领袖的忠心吗？！不是我们对革命的信念吗？！他并没到此为止，请看，‘您自己还用一种梦幻般的热情对神圣的假象加以渲染。’请看这个反革命分子有多么狂妄，‘世人皆睡我独醒’式的反动知识分子的自大狂！他是在说，我们所进行的伟大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是每一个人自己制造的梦！多么反动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倒反革命分子梁锐！“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口号声。
又如：“这个反革命分子是极其恶毒的！他攻击我们生活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无比幸福的人，都有一座心狱。心狱指的是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他在向我们发出反革命号召，要我们跨出一步，‘跨出一步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天地’。
他说的新天地是什么？就是所谓‘自由世界’！这个反革命分子梁锐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不用查就可以断定，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分子！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美帝和苏修是配对的，喊了打倒美帝，不喊打倒苏修就不够完全。
又如：“一通百通是什么意思？是反革命暗语，跟谁通？跟台湾通，跟台湾特务机关通，这就是一通，然后就和美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等等……等等，何止百通！何等的危险呀！同志们！”
又如：“梁锐所以参加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蒋帮特务机关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的！”——我是什么时候参加的特务组织呀？是怎么参加的呢？有介绍人吗？谁？
在哪儿？我非常认真地在回忆中搜索起来。“他的父母是反动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为了表示对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反抗，表示和共产党不共戴天，双双自绝于人民。因此，梁锐怀恨在心，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仇。现在，他已经在磨刀霍霍了！我们能不磨刀吗？！”
精彩的演讲太多了，不胜枚举。他们这些最极端的论断反而使我平静下来了，觉得很有个咀嚼头儿，老桂可是吓坏了。我一直都能听见他浑身发抖的窸窣声。他的检举，他的警觉，他的忠诚并没得到宽恕，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发言是针对他的：“为什么反革命分子会选中了你？你肯定和他有共同之处！臭味相投。”“你跟他有什么勾结？他为什么自称是你的学生？为什么？他的反革命伎俩肯定是你教给他的！”“你揭发得及时，觉悟快，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仅仅从他选中了你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你有一个多么隂暗、多么反动的灵魂！”“你和他的关系把你丑恶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你不要以为你和他还有什么差别，你和他是一丘之貉！“虽然我的手上带着铐子，我着实可怜老桂，他的胆会吓破的，这么一吓，他还能不能活下去呢？看来，还是军代表的政策水平要高得多，他用和缓的口气说：”桂任中同志……“这声同志把老桂从敌我性质拉回到人民内部来了，对他来说无异于起死回生。”当然也有错误，“错误和罪行是不能比拟的，错误人皆有之。”但他立了功，相信组织，帮助组织挖出了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我听见老桂嘘了一口长气。”但是，他必须进行深刻检查，使自己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老桂能够脱胎吗？这身老骨头能换得掉吗？我很怀疑。
当天夜里我就被直接送迸第二监狱，和我一起送到监狱来用以判罪的根据，就是那张便条和大会上的批判稿。这样反而轻松，一勺烩，不需经过三推六问，用刑画供，从拘留所再过渡到监狱。如果在我们国家干别的事情能如此快当和简便就好了。监狱大门在验明了文件、验明了我的正身之后就打开了，刑车在监狱里走了好几分钟才到达分配给我居住的监房。可以想见，这座监狱的规模是很大的，两个狱警把我带进一间更衣室。
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当我刚把短褲脱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扑过来，对着我光溜溜的血肉之躯拳打脚踢起来。我只来得及叫了一声：“我有肺病！”
“你就是得了癌症，老子们也不饶你！”
一直打得我昏厥了过去，人事不省。
我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在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名符其实的成为第10045号牢房的809999号犯人。第一个发现就是我的头发已经不翼而飞了。10045号牢房约十平方米，为什么说是约呢？
是因为我手头没有尺可以丈量的缘故。我是这间小巧玲珑的牢房里的第五位。这些先进人物对我还算客气，并不象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的监狱那样，老犯人要欺压新犯人。可也不象我国电影里描写的国民党监狱那样，犯人之间的友爱团结远远超过一个大家庭。
我活动了一下四肢，还能动。我的号就印在我囚服的胸前，我特别默念了几遍，太长，不记住怕吃亏。
“99号！”有人冲着我叫。99号是叫谁呢，我明明是809999号呀！一个年轻人指着我。由于屋子太小，他的手指几乎戮着了我的鼻子。显然是在叫我。
“喂！99号！就是叫你哩！”
“啊！”原来还可以简称，舍去前面的四位数，如果是私人存款数，可就太亏了。
“啊什么？要回答有！有，就是说在这间牢房里还有你这么个人，没有跑，也没有死。听着，99号！”
“有！”
“这不就对了吗。为什么进来的？”
我为了怕他们看不起我，欺侮我，我大言不惭地回答说：“双料，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台湾蒋帮特务。”
“太一般化了！”他笑了，我发现他胸前的号码是809998.他笑得就象一个多月的小鸭子叫，怪好听的。“你知道俺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他是何许人？”98号指着97号——一个面色苍白、眉清目秀而且有点羞涩的年轻人。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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