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稀疏的小雨点落下来，怪舒服的，我仰着脸，接受更多的小雨点。我在这里站的时间够长的了，似乎也有了一点力气。试试看，果然，我可以不用扶着树了。街上的车少了，人也少了，说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提起脚下那一堆行李，实际上它绝不能称为行李。因为它比拾垃圾的人所拾到的还要脏，还要烂。当监狱长宣布我可以出狱的时候，我伸出手来向他要一张判决书之类的东西，他误会了，他以为我要讨还入狱时收缴的衣物。其实，我入狱时什么也没带进来。监狱长压根也没想到我们这些人还会活着出去，所以对于入狱的人的衣物都没登记，一律堆在一个屋顶漏雨的仓房里，变成一座霉烂的山丘。他随便抓了一把给我，还给了我一根麻绳。我不要，我说我入狱时什么也没带。
他说：别客气，我知道你已经没有家了。我说：我有一个女朋友。他叹息着摇摇头：小伙子，最可靠的朋友还是你自己！一个劳改释放犯，还指望一出狱就象凯旋而归的英雄那样受到欢迎？带上吧！放心，我不会贴东西给你，也许这些东西的主人已经不在了。
我茫然地接受了他代表死去的囚友的好意，再一次向他讨个凭据。但他说：你入狱时也没有逮捕证，所以出狱时也没法开释放证，走吧！这些技术性问题就不必追究了，关键是你可以出狱，先出狱再说。我哑然失笑：一个人无端的入狱，出狱。都只是技术性问题？！
是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和她有过一个甜蜜的、蜗牛壳的世界。她还曾经冒充外调者到狱中来看过我。虽然仅仅只有一次，那一次我们的相见就是我现在可以去找她的根据。她不会拒绝我。我们是患难中的知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她的习性，她的声音，她的笑，她那在最忘情的时候向我乞求吻的样子，好象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今天早上我才离开这儿。我猛跨几步，终于过到街这边来了。我喘息不止地冲上楼梯，爬到三楼。
在那扇门前我喘得更厉害了。我扶着门框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呼吸趋于正常。我敲敲门，门一下就拉开了。很强的灯光使我用手遮了一下眼睛。
“你找谁？”一个十分不高兴的中年婦女的声音。
“我找芸茜。”我渐渐习惯了那灯光，芸茜走过来，惊讶地说：“啊！是你！梁锐。”她用手朝那微微发胖的中年婦女挥了一下，“这是我媽媽，还有爸爸。”她又把手伸向坐在一堆拥挤的家具中间的一个白发老头。她的父親似乎知道梁锐这个名字，两手撑着膝头直了一下身子，很专注地看了看我。她的媽媽第一个反应是大声说：“对不起，请你把这包东西放在门外，市长的皮肤特别过敏，万一带进来一个跳蚤就糟了！”
她帮我把那件行李丢在门外。她笑着补充说：“放心，不会丢的，没人会要这包东西。”
我虽然一时觉得有点受辱，想想也能想得通，这包东西也实在太脏了。我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它完全失去了蜗牛壳的奇妙境界。过多的家具堆在一起，落地台灯、电扇、盘子、碗……芸茜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我媽带回来的过去的旧家具……就要搬家了，那边的房子正在粉刷，很乱……”我想在她的声音里找到一点我熟悉的东西，但很不幸，没找到。我象站在旷野里一样，感到十分落寞。
她的父親始终没讲话，她的继母自从处理了我的那包脏东西之后就隐没在厨房里了，大概在仔细地洗那双很有福气的红润的小胖手去了。这时我才经过联想搞清楚，芸茜的那个“造反”离家的继母大概又自动回来了。她这个办法倒是很叫人欣赏，整整十年，她没吃过任何苦头，到头来，又回来当夫人。还保存了这个家庭的财物，真可以说她是曲线救了这个家。最后，我才把目光落在芸茜身上。春寒料峭，气温不高，但她穿的并不多，很合体的淡灰色的薄毛料褲子，白丝绸衬衫上套着一件玫瑰红色的羊毛衫，敞着。
脸上似乎很自若，但她那微微起伏的胸却掩盖不住她的内心的不平静。表情很陌生，应该公正地说，眼睛里还有些许有分寸的、親切的暗示。但我无法想象那套衣服里还是我曾经拥抱过的那个躯体。她现在和我的距离比在牢房里思念中的距离要远十万倍。我觉得我不那么衰弱了，视觉和听觉又灵敏起来。这小屋里的确依然弥漫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这绝不是幻觉的结果，是具体的正在空间流动着的音响。但我立即觉察到这个唱片每转一圈，唱针并没跳动一下，也没出现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
——这是另一张完整的唱片。大概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时候，在自己的脑海中回蕩的这部曲子就是这样的速度，流畅，宏大，明丽而又悲哀……我强制按捺住由于这乐曲唤醒的我脆弱的灵魂。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我什么也说不出，完全象一个外国军官那样，傲慢地转身走出门去，提起那包行李、象提起一只豪华的旅行箱一样飞快地走下楼去了、我听见紧跟在我的身后的芸茜的脚步也接踵而来。
“梁锐！梁锐！梁锐！”
我走到街上，听见那扇窗子也开了，芸茜的父母一起叫着她：“芸茜！芸茜！回来！回来！”
芸茜没有理睬他们，我也没有理睬芸茜。
芸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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