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无疑，桂任中的提问被认为是最恶毒的亵渎罪。全农场的成员都肃立在吃饭的大草棚里，由军代表宣布桂任中的罪状，一声大喝：“把反革命分子桂任中揪上来！”
一场声势空前浩大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大家都知道老头的不幸遭遇，但谁也没有侧隐之心了。一批又一批跳到方桌上表现自己对领袖的忠心，在这个深深弯着腰站在方桌上的一条条凳上变得更加矮小的老头面前，进行尽情的表演。希望军代表能看见他们的“表现”。一位曾经闻名中外的诗人，如丧考妣地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老头儿的滔天罪行。一位著名剧作家竟要用自已的头去冲撞桂任中，幸亏他爬不上那张方桌，但他和这个攻击炮打革命领袖的罪人不共戴天的真情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些女性，号叫着跳上桌去扯老头儿的头发，拧他的肉。竟然有一个老姑娘，在混乱之际跳上方桌，弹跳起来，恶狠狠地扯了一下老头儿身上那个除了母親和妻子，别的女性不能触及的器官，扯得老头大喊救命。一个历史上曾经在共产党得势时冒充共产党、在国民党得势时投靠国民党的老骗子，冲过去推倒了桂任中立足的条凳，桂任中从条凳上倒栽下来。人们怪叫着拥向他，几乎所有的脚都要踏在他的身上。我竭尽全力大喊了一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才使那些要把桂任中踏成肉酱的脚停止住。大家听不出这是谁喊的，都以为是军代表的声音，除了他谁敢在这时候大喊这样的语录呢！
桂老头的头在流血，一条右腿象面条似的不能站起来了，显然已经骨折。军代表只好宣布体会，责成桂任中写出书面检讨。余寿臣向军代表报告：桂任中的一条狗腿已经断了，怎么办？军代表做了三项指示：一是，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接起来。二是，桂任中的一群黄牛另行派人放牧。三是，书面检讨必须尽快写出来上交场部军代表办公室。
桂任中的腿由余寿臣用中国传统的接骨术上了夹板。老头儿反而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天天可以不出工，陪着他的琼，一个人在空蕩蕩的大宿舍里，偎着被窝，背靠着墙，膝头上放着一块搓衣板，写他的书面检查。他一向对写检讨很认真，每一次都要翻遍他仅有的四卷毛泽东著作。有时写到精【經敟書厙】妙之处，自己会摇头摆尾地吟诵起来。好象他写的不是检讨，而是一篇类似《岳阳楼记》的美妙散文。
有一天夜里，当桂任中把精疲力竭的身子放平，把疼痛难忍的断腿伸直的时候，用极小的声音问我：“你记不记得，那个发言象哭丧婆似的人，是男是女呀？”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位大诗人。由于这位大诗人过于热爱领袖，声音变调，当时老头儿又不敢抬头，当然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但我不能告诉他，只能说：“没注意。”
我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桂任中断了腿，大约可以不再出什么大事了。我又可以在静夜里策划如何“进攻”
医务室的战略战术了。桂任中又在梦中凄厉地惨叫着。这时，可能已是子夜一时了。宿舍门被人拉开，冷风顷刻之间灌了满屋，象是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冲进来，猛地掀动着所有人的被子。睡得热乎乎的人都被吹醒了，响起了一片责骂声。
“准又是猪仔子！”大家猜想是那个学世界地理的大学生朱载志。
“他媽的！一夜要放几次水呀！”
“把他的小肠头用麻绳扎起来。”
“联名报告给军代表，叫他换宿舍。”
我认识小朱，一个身体虚弱、又爱喝水的小个子，鼻梁上架着个深度近视眼镜。
这时，我听见一个人说出了我想说而没说出的话。
“能怪他吗！肾脏不好，营养太差，那玩意能扎得住吗？你们自己扎扎试试……”
大家都笑了，少数没醒的人也都被笑醒了。一个迷迷怔怔的老教师呼地坐起来问：“怎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又是一阵大笑。笑声里可以品出很多味道来，主要还是辛酸和悲凉的味道。
“最高指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请你把你的美梦进行到底。”
一夜几笑，更加难以入睡。古人说：福至心灵。大概我的福来了。朱载志的尿频给了我一个绝妙的启发。对！就这么办！从现在开始，才四点半。于是，我就拼命咳嗽起来，我发现咳嗽很容易学得很逼真，越咳嗽嗓子眼越癢，越癢越想咳嗽。不到一刻钟就有人抗议了。
“谁？你不能忍着点？”
“我……忍不住……忍……不住呀！胸疼……”我边咳边说，显得十分可怜。
“胸疼？”一个人跳起来大声叫道：“别他媽的是肺结核吧！你他媽的把大家都给传染上？！”
“起了床去医务室！”
“医务室没x光机，没法透视。”
“让他们给开个转诊单进城嘛！”
我只能用咳嗽来回答他们的关心，咳嗽得几乎把心肝都呕出来了。桂任中困难地把他那条上了夹板的腿搬过来翻了一个身，脸朝着我的背，用一对有气无力的拳头捶着我的背。
我怀着深深的内疚暗暗在心里说：骗医务室那些没人味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觉得于心有愧，对于大家，只当给大家开个玩笑。可是，骗了老桂，我真受不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真挚地不轻不重地捶着我的背。他在心里为我而感觉到的痛苦是十分深重的。
我又不能悄俏地把真相告诉他，即或是千叮咛万嘱咐也无济于事。他会象刚刚学说话的孩子为爸爸挡客人那样认真地说：爸爸叫我告诉你，他不在家。
第二天我没去医务室，夜里咳嗽了一个通宵。老桂给我捶了一夜的背，一分钟也没停止过。我的越来越严重的咳嗽点起了一半人的怒火，也引起了一半人的同情。骂我的人埋怨我不去看病，同情我的人帮我说话。
“大家应该体谅他的难处，他去医务室，老铁梅准把他当装病的阶级敌人轰出来。”
得到如此有力的声援，我的咳嗽更厉害了，而且咳嗽声中带着受委屈的哭腔。
但三天过去了，我还是没去医务室，一连五天我都没去。可怜的老桂坚持不懈而忧心忡忡地为我连着捶了五夜背。整个宿舍群情激愤，个个骂我是胆小鬼。
“怕什么？有病不敢去看病，心里没病怕什么！你这是货真价实的肺结核，要么是肺炎，要么，是肺癌！老铁梅能吃了你？！说不定会把你当负了伤的表叔服侍哩！”
我仍然一语不发，咳嗽不已。反正白天在干草堆里可以打盹儿。五天之内，至少有五十人次向军代表反映我的病情。
“他个人死活事小，一个没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大家的健康关系着大家的劳动改造，大家的劳动改造关系着能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何况也关系着军代表的健康，军代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接近上级首长，绝不能受到损害。我们要誓死保卫军代表的健康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们的健康长寿！……”这些在日后听来会十分肉麻的话，军代表却感到十分正常，十分舒服。反映太多了，军代表不能不引起重视。他首先向反映情况的人反问说：“余医生、刘医生什么意见呀？”
“这小子不敢去医务室。”
“为什么？”军代表着实感到诧异。
“他怕医生不相信他是真有病。”
“有病没病，可以检查嘛！”
“农场医务室没有x光机。”
“没x光机就不能判断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嘛！我们八路军八年抗战，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呀！真是没办法！”
“医生……的……眼睛看不见……肺……”
“毛泽东思想就是显微镜嘛！”
“非要x光机透视不可？”
“是的，听说毛主席每年检查身体的时候，也要在x光机面前拍几张片子。”一个学表演的戏剧学院一年级学生，以非常崇敬的语气说出了一个使人肃然起敬的情况。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军代表在震惊之余，不大相信。
“我……姐夫……的女儿……的对象，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师……工作……”
“啊！”军代表上下打量着这个姐夫的女儿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师有个对象的、没有走上舞台的演员，对他忽然有了三分好感，随之情绪也好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宋林。”
“啊！我好象认识你，你是不是在肥料连干活呀？”
“不！我在蔬菜连。”
“明天到场部宣传组上班，写个批判稿什么的总会吧？”
“会！还会唱样板戏！”
“我的眼力不差吧！”
“您洞察一切。”
“那当然，否则上级领导能把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咱们农场有二十一个洋博士，六十七个教授以上的反动学术权威，象你们这些大学生、中学生，上千！你以为你们这些臭老九是好斗的？有时候装的象可怜的小绵羊，其实，比猴还精！我要是没有一把金钢钻，敢接这个烂磁器？！你们……是来反映什么问题的呀？”真是贵人多忘事，只顾自我欣赏，竟如此神速地忘掉了这些请愿者的请求。
“我们是请求军代表关心一下那个没日没夜咳嗽不止的同学。”
“给他开个转诊单进城去检查！”
军代表的一句话还了得，首先解除了医务室政治上可能承担的责任。老铁梅连我的咽部都没看就给我开了转诊单。转诊单一拿到手，我差一点露了馅。精神上的振奋使我整整一分钟忘了咳嗽。余寿臣为了提醒刘铁梅对我进行观察，轻轻咳嗽了一声。可是，这首先提醒了我。我连忙大声咳嗽起来，这一咳不可扼止。从医院出来，不敢跑，只能走，而且还只能慢慢地走，我知道余寿臣和刘铁梅的四只眼睛就在我的背上。
在宿舍里，我从铺底下拉出我的那只唯一的箱子，在拿换洗衣裳的时候，发现了那张唱片，灵机一动，也取了出来。这一切都是在不断咳嗽中进行的。收拾好必备的生活用具（所谓生活用具也就是一把倒了毛的牙刷，半管牙膏，一条毛巾，四分之一块肥皂），我爬上床铺，伏身在桂任中身边，向他告别。
“我去了，老桂头儿！你可要保重呀！”
“应该保重的是你，休息休息会好起来的，这是个富贵病，要加强营养。”他从被窝里摸索着拿出一个很脏的纸包交给我。“这是我和我的琼分开的那一瞬间，她塞在我手里的，我一直没舍得吃，给你，你比我更需要。”说着，他的老泪横流起来。我怎么忍心接受他的这种馈赠呢？虽然我还不知道这纸包里包的是什么。
“不！……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而且这是琼……和你生离死别的唯一的遗物。”
“是的！”说着，他号啕大哭起来，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腕。“你一定得带上，你要是不带上，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他把那纸包硬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不能……我怎么能……”
老桂立即大怒起来。
“好！给我！给我！你就那样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琼！给我！”
我被他的怒吼吓傻了，也忘了咳嗽，也不敢把那个纸包还给他。我用手按着那纸包，眼眶里涌满了泪水。我没想到我的泪腺里还有泪水。为了报答他的盛情，我似乎不应该就这么分手，我也得还他点什么。我有什么呢？一个一贫如洗而又伪装着的人会有什么呢？不！我也有真诚！象老桂一样。我凑在老桂身边说了一句真诚的话：“老桂！我没什么可给你的，只送给你一句话，老桂！你太轻信了！——我的这个意见对你可是最重要的了！”
老桂迷惘地看着我，问我：“你是说我对一切都太轻信了吗？”
“是的！”
“啊？”
“你忘了！我们对林彪不是相信过好几年吗？那本《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里一口气写了三十六个最，我们真的相信这三十六个最？什么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活最活，用的最好最好，最高的典范。
现在，他在我们的记忆中恐怕只剩了一个最，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骗子。“
“可……林彪不是已经死了吗？”
“是死了，”我本想对他说：“活着的都是真人吗？”但我没敢说。
“骗子死了！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骗子死了！就是摔了一架三叉戟，怪可惜的。”
“是的！……我得走了！”
我咳嗽着离开了他，一直咳嗽到公路边的长途汽车站上，整整一千五百六十二步，这段距离是经过很多向往自由的同学们默默用脚丈量过的。很幸运，正好有一辆风尘仆仆的大客车停在我的身边。我跳上车，仔细观察，车上确无相识的人，我才立即恢复了正常、健康人的本来面目。虽然没有座位，走道上堆满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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