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口袋和捆绑着的小猪，几乎没有下脚处。但是，我就象揷上了翅膀一样，田野、云朵、公路两旁的树迎着我扑面而来。我真想唱点什么，可又不愿唱语录歌和样板戏。我在脑子里搜寻着，希望能搜寻出一句我会唱的歌来，我试着在喉间酝酿着、哼哼着……但很难找到一个上口的旋律。
我并不是不喜欢唱歌，喜欢过。由于一开口别人就笑我跑调，积极性受挫之后，就很怕当众开口唱歌了。记得我进了美术学院以后，总喜欢一个人在集体浴室里喊儿句，世界上所有的集体浴室里都有很好的共鸣，嗓音很干巴的人也会产生一种独唱家的自我感觉。
据说夏里亚宾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歌唱天才，就是在集体浴室里喊了那么一嗓子。我的思路渐渐接近我熟悉的乐感，隐约在脑际中浮现出我经常在浴室里喊的那旋律，那是一支极美、极深情的曲子，是我跟着素描教授到陕北去写生时学会的，应该在黄土高原上引吭高歌的那种《信天游》。可惜我在天空之下一唱就跑调，只能在空蕩蕩的集体浴室里才能唱出荒芜的旷野里的效果。这感觉完全清晰地回到记忆中来了。我陶醉在忘我和忘却时间、空间的境地之中，喉内的声带弹动起来，丹田气从深深的底部冲上来，我终于脱口而出地唱开了。
“情郎哥哥儿走西口！
妹妹我实在难留；为了和你親親热热地过一宵，我脱了我的花兜兜！“
我竟能唱出那妙不可言的上行滑音和下行颤音来。
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并未看见惊愕地看着我的车上的全体旅伴们，我还以为是汽车撞上人了，向扭转身来的司机问道：“怎么？撞上了？”
司机气呼呼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
“东风农场的。”
“到哪儿去？”
“到市区看病。”
“啊！”司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为什么没人送你？”
“不为什么。”
“你们农场对你就那么放心？”
“怎么，怎么不放心？我又不是不买票。”
“革命的同志们！”司机严肃地向全车旅客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建议把这个病人捆起来，别让他在车上发病出意外。”
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左右两侧的几个旅伴一下就伸出了五六双手，用捆小猪的绳子迅雷不及掩耳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我拼命挣扎，拳打脚踢，大声呼喊：“救命呀！……你们！混蛋！我不是病人，……我没病！”
“怎么样？”司机很得意地说，“果不出我所料，得了这种病的人和醉鬼一个样，绝不会承认他是醉鬼。把他的嘴捂起来！”
年轻的女售票员从脖子上扯下一条擦汗的毛巾，紧紧地勒住我的嘴，一般酸臭汗气使我想呕又呕不出。可千万别相信那些言情小说里的描写，凡女子用的汗巾都是香罗帕。
她们身上的汗并不比男子汉们身上的汗稍稍好闻些。这帮杀猪的屠夫！干的真利索！把我的双脚也捆起来了。我挣也挣不脱，喊也喊不出，只能在心里不断地诅咒他们……小猪反而自由了，它们身上的绳索都转移到我身上来了，它们在那些人的座位下钻来钻去，哼哼吱吱，我却……真它媽的倒霉透了！可他们为什么把我捆起来？有什么权利？是呀！
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动手捆绑我的人都把后脑勺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呼呼大睡了。
汽车象喝醉了酒的货郎担似的，一路上叮叮当当乱响，大概它的叶子板、引擎盖都没固定好。我想着想着才明白过来，他们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了。想到这儿，对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除了精神病患者，谁敢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国大地上唱这首充满着挑逗的、性感的情歌呢？！我这才百分之一百二的冷静下来了。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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