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①。
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的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表现在对陕西三次战役的正确指导之上。元昊是怎样正确地指导这些战争呢？根据宋人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为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西北边防线自东至西长达2000余里的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司马光把元昊的这种战术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元昊之所以常常获胜，就是因为运用该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②。
其二，为主动有次，先易后难。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臣观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先后之计也”③。
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降之计，里应外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如元昊三次亲率大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的兵力，及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40万，西夏为10万。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川之战，西夏并兵一路而来，集中了10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散，总共集中不到2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了压倒的优势，在“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况所指出：“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阵的将校看，他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于参与作战的宋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屡败，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要冲的地方很多，因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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