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称帝建国 一、西郊称帝公元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元昊先在兴庆府的南郊，高高筑起祭台，接着于十月十一日在幽雅的乐曲声中，在众大臣的陪同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西夏国家正式成立。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这年元昊30岁。
元昊即位后，为了迅速组成能够体现蕃汉联合统治的强有力的政权机构，及时任命了一批官吏。史载：“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②。
元昊任命官吏的名单，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所任官员总数12人，汉占其7，蕃占其5。表明元昊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其人员的构成仍以汉人为主，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明时大体雷同。
第二，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这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军队牢固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权。
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同年十一月，元昊仿效宋朝皇帝，派大臣潘七布、昌里马乞率领兵马护驾，亲诣西凉府祀神。
公元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正月，元昊派遣使臣给宋仁宗上表章，阐述其祖先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称帝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北宋朝廷承认他称帝建国。其表文云：“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①。
这表章实际上是西夏立国的宣言。表文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说理明白。
夏国使臣带上表章，经延安辗转到达开封，面呈仁宗，仁宗当然不予承认。但夏国的存在，并不以宋仁宗的态度为转移，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夏”国家，已岿然屹立在宋朝的西方，并日益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元昊的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党项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确立，它对我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二、西夏立国的必然性西夏的立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西夏境内分布的各族，包括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受过吐蕃王朝的统治，西夏统治的地区也大部分是吐蕃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在吐蕃王朝兴盛时期，各族首领虽然诚惶诚恐，俯首听命，各族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但在侵掠四邻，尤其是富饶的汉族地区时，其首领固然可以从中得到较多的掠获物。就是其士卒和部民也多少得到一些好处。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各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吐蕃王朝的控制和压榨，但因地小兵弱，各自为政，加之不断互相残杀掳掠，抵消力量，无法扩大财富和荣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因此，他们怀念旧王朝，怀念过去得到的利益。他们力图通过“立文法”去逐步加以恢复。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到西夏立国前，各族首领差不多都把“立文法”作为向往和奋斗的目标。其所以如此，因为“文法成，可以侵汉边，复蕃部旧地”①。“立文法”将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西夏国家的建立，正是适应其统治境内各蕃族部落强烈要求“立文法”、建立国家的愿望的。元昊在立国之前劝父德明“勿事中朝”，认为向宋称臣纳贡，“所得俸赐”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各部落的物质需要和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因此，他主张“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从而达到“上下俱丰”②的目的。元昊对其父德明所说的那番话，正好反映了其境内各蕃族部落，要求在初步统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国家的愿望。
第二，西夏国家的产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
西夏立国前，横亘于宋夏接壤地带，自仪州（今甘肃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县）、泾州（今甘肃泾原县）、原州（今甘肃镇原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至灵州、夏州，主要居住着吐蕃族。同时还居住着党项、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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