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发展到元初，出现了僧侣地主将汉延、唐徕渠一带的良田据为己有，甚至冒占民田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夏僧侣在占有劳动力方面，如公元一○九五年建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乾顺布施凉州护国寺的大批财物中，有所谓“官作四户”。说明寺院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赏赐。
此外，僧侣们还设有质坊、放高利贷、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残酷地剥削压迫着西夏广大贫苦农、牧民。
第四种为一般地主（农、牧主）所有。其土地来源主要通过买卖而来。“财产无数，更卖田地”①。说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合法性。
第五种为个体农、牧民所有制。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并有权出卖。一些个体农民通过垦荒成为一小块土地所有者则是很自然的事。此外，晋王察哥“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②，察哥既能攘民园宅，说明存在着拥有园宅的个体农牧民。在土地买卖风行的情况下，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牧民随时都有可能破产。如“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①。“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②。这里的“属羌”蕃部虽然其居地在宋边地，但因其与夏境邻近，因其民族与社会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因此，可以推知西夏沿边个体农牧民的破产情况。
（二）存在着封建的剥削形态。封建社会通常见到的两种剥削形态西夏都存在。其剥削形态之一为食物地租。当时，私人地主牧取地租。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每亩收取地租的数额及采用分成制等。至于劳役地租，谅祚时没藏讹庞曾强迫驱使西夏农、牧奴自带耕牛、农具，“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③，让他们无偿为之代耕代牧，将收获物据为己有。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在这里封建贵族地主凭借着权势霸占着大量的肥沃土地，用“公田”、“公地”的形式与农牧奴耕种，与数量很少的“私田”、“私地”相区别。
同时，西夏官府也同宋朝一样徵收赋税。如公元一一四三年（夏大庆四年），西夏发生强裂地震，仁孝立“赈济法”，下令受灾地区减免租税。
仁孝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第一，哆讹领导番部起义的推动。经过这次起义，使夏国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对上层建筑作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从而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相适应。
第二，封建制同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社会残余长期斗争的结果。
第三，金国全力南下侵宋，加上此时西夏已依附于金，从而使西夏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统治者得以全力发展封建经济，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西夏书事》卷23。
③《西夏书事》卷24。
④《西夏书事》卷34。
⑤《西夏书事》卷35。
⑥同上。
⑦《西夏书事》卷35。
①《西夏书事》卷35。
②同上。
③同上。
①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
②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
①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西夏纪》卷24。
①《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宋史》卷328，《蔡挺传》。
③《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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