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夏的儒学 一、儒学兴盛的原因元人虞集在为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作画像赞时指出：“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①。
虞集的这段赞语，不仅讴歌了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宏扬儒学的历史功绩，而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
西夏儒学，早在李继迁、李德明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时，便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如李继迁叛宋自立后，注意招抚受过儒学教育的汉人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何）宪灵州人，保吉（继迁）破州城时得之，爱其才，使掌兵……”②。李德明时，曾“潜没中官”和“曲延儒士”，表明他在继续推引继迁的崇儒用儒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
西夏建国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建树突出。西夏儒学之所以日益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适应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如众所知，西夏社会发展至景宗元昊之时，已经进入封建制阶段（尽管还存在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均已封建化的情况下，西夏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农牧主的既得利益，巩固已经确立的新的封建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统治长治久安，迫切需要一种“有补治道”③的学说，作为官方哲学，为其统治服务，西夏儒学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和繁荣昌盛。
第二，培养封建御用人才的需要。元昊建国伊始，为了解决急需的人才，曾大力兴办蕃学，把蕃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但实践证明，通过蕃学培养人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不高。“士皆气矜，鲜廉耻，甘罗文纲”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供不应求和提高人才的素质，必须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吸取儒学营养，将发展汉学，开科取士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大批培养符合封建者需要的御用人才。
第三，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西夏统治者所确立的蕃汉联合统治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以党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人地主、僧侣地主以及各族上层，残酷剥削和奴役广大贫苦农牧民的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各族贵族、地主与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的矛盾，是西夏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称之为基本矛盾。这时基本矛盾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仁孝时，日益尖锐激化，具体表现在其统治境内发生了威州大斌、静州埋庆，庆州箎浪、富儿等族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其蕃汉联合统治，单纯依靠军事镇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去麻痹劳动人民，征服人心，而大力振兴儒学，宣传儒家思想，正好能起这样的作用。
第四，历史的经验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告诉西夏统治者，凡是统一过北方的少数民族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等等，为了使其统治长治久安，无不尊儒、崇儒、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大力宣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思想。要求官吏、士人和老百姓，均能以此为其行动的准绳。正如仁孝时期御史中丞薛元礼所指出：“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①。
说明西夏统治者十分注重吸取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尊儒崇儒的经验教训。
第五，原有的儒学基础。所谓原有的儒学基础，指的是汉末以来的河西、陇右文化被西夏所继承。由于西夏继承了河陇文化，其原有儒学基础较好，因此，得以获得长足的发展，日益兴盛和繁荣。
二、西夏儒学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简要概况西夏儒学的发展，从景宗元昊称帝建国，到末主■灭亡，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景宗元昊时期。即自1032年元昊被立为太子，到1048年元昊去世，首尾17年。这是西夏儒学正式建立时期。在这个阶段里，元昊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了蕃学和汉学，作为学习文化和培养人才的教育机关。从表面上看，似乎蕃学与汉学并立，但实际上元昊将蕃学放在首位，作为重点扶持。具体表现在元昊以博学多才在西夏享有很高声誉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为什么元昊要特别重视蕃学？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是以“胡礼蕃书”同宋对抗。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表象上看，元昊创建蕃学，同下令秃发，改姓立号等措施联系起来似乎是以“胡礼蕃书”同宋抗衡。但通过现象看本质，其主要目的和真正用意则是“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牧其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缺乏的人才问题。
元昊除了创建蕃学、汉学外，还组织人力翻译诸如《孝经》等儒学著作，重视吸收外地儒学英俊，使本地儒学英才（诸如杨守素、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钟鼎臣等）与外来儒学英俊（如张元、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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