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地区是南北朝时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辖地，俗称平夏，所以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也以地得名为平夏部。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皇室显赫大姓——拓跋氏，就是出自这个平夏部。
除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之外，还有一批党项羌人迁到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党项羌人第二次迁徙定居之后，由于吐蕃继续向东北侵扰，被迫于公元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以后，一度向东迁徙到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辖境在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以便“依水草”而居，由于当地“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①，因此，他们又返回黄河西岸地区，即回到了银州、夏州一带。
党项羌徙居内地以后，“其所业无桑事”，专以畜牧为生，从其社会发展阶段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均已产生，因此，部落之间表现出喜好劫掠和战争。史载：“党项羌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骆驼。其后支属更仇杀，辗转六、七十年，莫能禁”②。
除互相攻掠外，他们还在唐朝统治者面前，互相指斥，将责任推给对方。“比者或有剽劫，必推南山（部落），南山有寇扰，亦指平夏（部落）。既相排斥，互说短长”③。唐朝统治者面对着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有意从中火上加油，制造矛盾，以便于他们进行分化统治。如在对待“南山党项”与“平夏党项”的矛盾问题上，有意识地贬责南山而抬褒平夏。如当时最高统治的诏令有云：“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使安抚，尤其忠顺，一如指挥，更不猖狂，各守主业”④。
这种一褒一贬，对少数民族进行分化统治的办法，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是激化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原因。
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羌在进行分化统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党项羌人民的经济封锁和剥削。如公元787年（贞元三年），一些地方官对“内附诸夷……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异，廉者半价而贾，贪者豪夺”①。有的“或强市其牛马，不酬其直”②。有的边将“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③。在唐的经济封锁和地方官的剥削压迫下，党项羌人民忍无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灵州、盐州等地发生了党项羌部落起义，给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唐朝统治者为了平息这些起义，曾多次派遣官吏，进行安抚。如唐武宗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州、延州（今陕西延安市）、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安抚使，及时进行安抚。而对于那些安抚无效的起义，则派大军围剿。如公元850年（宣宗大中四年），“（党项）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④。
唐王朝与党项羌内迁前后的关系，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甚至兵戎相见，但从总体上和主流方面去看，仍然是友好的和密切的臣属关系。其所以如此，与唐王朝对党项羌所采取的总政策——怀柔、安抚，有着很大的关系。党项羌同唐王朝基本上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这对党项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①《隋书》卷83，《党项传》。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
③《隋书》卷83，《党项传》。
①《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②《新唐书》卷43，《地理志·羁縻州》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①据新、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吐蕃称未迁徙的党项羌人为“弥药”。另据《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1记载，西夏建国后，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即（“弥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药”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了。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引《延绥镇志》。
①《唐会要》卷89，《党项羌》。
②《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夏》文。
③《大唐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④《太唐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①《全唐文》卷649，元稹：《授王王琬银州刺史制》。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全唐文》卷700，李德裕：《赐党项敕书》。
④《唐会要》卷98，《党项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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