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总论 一、12世纪前后的中国概况12世纪前后的中国境内，与西夏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在其东南地区有宋、北部地区有蒙古诸部，东北地区有辽，西部地区有高昌等小国，其南部地区有吐蕃和大理。
下面就这些民族政权林立的概况作一简要的叙述。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夺取了后周政权。接着，在后周初步统一的基础[柴荣去世前，已夺取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市）、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和南唐的14州60县]之上，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在将近20年（960—779年）的时间里，先后于960年平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李筠和扬州李重进，962年（建隆三年）平荆南（南平），964年（乾德二年）平后蜀，971年（开宝四年）平南汉，975年（开宝八年）平南唐，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自中唐以来的方镇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
北宋时期的统治地盘，“东南际海，西尽巴楚，北极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东西（宽）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长）万一千六百二十里。”①有关专家据此推算，北宋疆域大体上为250万平方公里。①北宋在相当范围内进行统一后，随即强化了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从而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宋代垦田数量大体上在700万顷至750万顷之间，为汉唐的2倍。手工业方面，唐代矿冶有186所，北宋增至271处，同时产量也有提高，唐中叶，铜的产量为60万斤，宋仁宗、英宗时增加为697万斤，比唐增加了近12倍。商业方面，唐代旧的城市厢坊制度（居民居住区与贸易区严格分开）已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厢坊制度，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地经营，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积累尖锐起来。北宋仁宗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均，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从而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处处蜂起”，“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如一伙”②。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仁宗时，元昊称帝建国，与辽结成联盟，不断侵宋，使宋在军事上连续失利。加上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国库空虚，积贫积弱之势，日趋严重。所谓“民力殚竭，国用乏匮”，③“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④正是这种积贫积弱形势的写照。
北宋统治者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处于“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①的情况下，虽然先后推行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局势，发展至徽、钦之时，随着统治者的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王朝犹如一幢将倾的大厦，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终于在女真兵马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辽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地盘，“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②辽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三传至穆宗耶律述律（951—969年），明显开始了它的封建化，至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统治时期，大体上完成了封建化。这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从生产关系看，社会上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被封建地主所占有；另方面，农民逐渐变为农奴，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从政治制度看，统治者采用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各种封建的典章制度日益完备。从社会经济看，畜牧业逐渐衰落，农业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统治者完全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凭借着政治权力强迫各族劳动人民，按照耕地交纳租税，交纳布帛、房钱、农器钱以及其他杂税，并从事各种无偿劳役。而从事畜牧业者则要给统治者供应军马，交纳丁口和牲口税。这一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界碑，对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辽王朝的封建化和国力的增强，宋辽之间也多次发生了激烈的较量。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圣宗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以及掠夺更多财富以巩固其统治，主动挥师南下侵宋，结果宋胜辽败。在宋军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按照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10万匹，银10万两。这对改善辽国的财政状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关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局面。辽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比较重视采纳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从而加速了农业和文化的发展，缩小了宋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但到12世纪初期，随着辽封建化的加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统治者也日趋腐朽，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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