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长治久安，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即佛学）之学。为了发展佛教，他曾广搜舍利（传说中佛涅槃火化后的骨殖），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即不惜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等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邻国的影响。西夏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藏），西面为回鹘（高昌），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能不受它们的影响。兹以吐蕃的影响为例，如众所知，西夏佛教分为禅宗与密宗两派，其中以禅宗的势力较大。但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密宗。该教派与禅宗不同，可以娶妻婚配。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
这里的“瞿昙”泛指僧人。它说明河西佛教与藏传密宗的渊源关系。此外，西夏佛教还深受中原佛教及高昌佛教的影响。
第四，原有的基础。西夏佛教也同儒学一样，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为例，在西夏统一之前，河西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化发扬光大。
2.佛教发展的概况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1.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文中出现的僧职互相补充和印证。
2.广建寺塔。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比皆是。“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这说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至于新建佛寺虽无详细记载，但其数量不会很少。下面就西夏境内的一些著名寺庙略加介绍：戒台寺在兴庆府，景宗元昊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师②。其具体建置时间和寺址，无从考定。
高台寺公元1047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元昊建于兴庆府东15里。与高台寺同时建立的有佛塔，寺塔高数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并译为国书（西夏文）。
承天寺公元1055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毅宗谅祚母后没藏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③。所谓“承天”，即“承天顾命”之意。该寺建成后，皇太后、皇帝亲临听讲佛经，从而提高了该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感应塔与护国寺，公元1093年（夏天祐民安三年），乾顺鉴于凉州感应塔与护国寺年久失修，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应塔寺庙。第二年完工，乾顺下令剃度僧侣，赏赐钱物，作大法会，并树碑以资纪念。该碑记载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崇奉的盛况。所立感应塔碑文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的刻石。
卧佛寺公元1102年（夏贞观二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福，在甘州修建卧佛寺。“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卧佛寺由党项僧嵬名思能建议，崇宗乾顺所修。“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奥，阖境贵贱耆老，愿信无间，号之为国师”①。嵬咩，即嵬名，为党项皇室族姓。其所以名曰卧佛寺，与当地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挖出古卧佛像3尊，献给乾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西夏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寺庙和佛塔。黑城，位于河西走廊北部，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佛教的遗址遗物。在黑城内外，不仅幸存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等。说明该地既是僧人念经、老百姓烧香礼佛之处，也是刻印佛经之地，从而证实了黑城佛教的兴盛。
3.重修和改建寺窟。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县）和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鸣沙山崖，其对面为著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元5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222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莫高窟、榆林窟500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窟和榆林窟各占4座。但经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座。其中莫高窟77座，榆林窟11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题记：“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29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多个），西夏语言文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个庙都存在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4.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公元1030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匹作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②。公元1058年（宋嘉祐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1055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50000497_0326_3④。
5.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译经的著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公元1090年）先后用半个多世纪（53年）的时间，译成佛经362帙，820部，3579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如科兹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约8000种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其中约占80％的佛经，有的译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校经之上。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源文记载：“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经”指宋朝输入的《开宝藏》。“北经”指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均为汉文大藏经。以南、北两种藏经版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仁孝不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大量的佛经经过翻译、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经之后，广为散布。一方面为西夏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纸业的发展。如黑城刻印佛经用的就是当地造纸厂造的纸。
6.延请高僧弘扬佛法。公元1159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松钦巴。松钦巴因故未来，但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力量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此外，还延请了一些回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如首都兴庆府的承天寺就延请回鹘僧讲经说法，演绎经文，“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佛典，翻译佛经，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诸如作佛法、盖寺舍、烧香礼佛、诵经等各种佛事活动，也就日益广泛普遍起来。
3.佛教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佛教在西夏的广为传播，它对统治阶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使西夏广大劳苦大众看不清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动本质，它要求劳动人民忍受各种苦难，多多行善。要求他们深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掩盖社会矛盾，引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在西夏统治近200年漫长的时期里，以党项为主体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之所以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西夏统治者善于笼络各族上层，经常注意调整民族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及文献记载不全，等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西夏统治者充分利用佛教去麻痹老百姓的思想、限制遏制人民的反抗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西夏佛教的发展，对西夏艺术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众所知，佛教的发展，需要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等）进行广泛的宣传。而各种艺术形式在宣扬、服务于佛教的过程中，同时丰富、发展了自己。由于西夏统治者和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提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而使西夏佛教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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