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西夏的社会风俗 一、尚武与复仇作为西夏国家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一个勇敢、骠悍，“俗尚武”①的民族。唐僖宗时，发生了黄巢大起义，党项首领拓跋/TITLE>思恭率兵助唐，攻打义军。义军将领朱温尚让率众涉过渭水，思恭命弟思忠还击，两军战于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桥面上有铁鹤，“思忠射之没羽，贼骇走”②，即簇射入鹤羽之中，义军见之竟惊骇而走。这一记载，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党项人的善射和思忠的膂力过人。夏州政权的重建者李继迁，是一位“勇悍有智谋”③的首领。一次，他率领十余骑出猎，途中遇一猛虎，他让随从躲入树林中，只身张弓引箭，一发射中虎眼，由是番部威服。西夏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在立国方针问题上，主张“尚武重法”，而且是一位“遇战斗勇谋为诸将先”的率兵作战的首领。他每次出兵前，都要率部落酋长狩猎，并征求他们对作战方略的意见。由于他有勇有谋，因此，在对宋对辽战争中，总是大获全胜。“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④。不仅西夏的一些有为之君，有勇有谋，而且有些母后，也能征惯战，不让须眉男子。毅宗谅祚之母没藏后，曾多次指挥对宋作战。乾宗乾顺之母梁太后，更是多次挂帅，率兵入寇宋朝边境。公元1098年（夏永安元年）十月，梁太后鉴于宋朝在边境连筑城堡，决定亲自率军40万进攻宋平夏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连营百里，使用高车“对垒”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息”①，士卒死伤惨重，总共打了13天攻坚战，未能攻下，最后粮尽退兵。
党项人的尚武之风，连同他们的诚恳、朴质、团结互助的美德一直保持到西夏灭亡以后。元末党项人余阙在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一文中指出：“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②。
这种民风和美德，是维持党项民族团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党项人之所以具有尚武精神并非偶然，而是与党项人生活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自远古以来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这一带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党项人锻炼成为习劳耐苦，健壮勇敢“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西夏立国之后，由于西夏同其邻国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加之统治者为了同宋辽争霸，需要以武立国，因此，党项人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悍民风，得以延续下去，并成为西夏立国长久的因素之一。金臣斡特剌云：“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①。所谓崇尚旧俗，就是崇尚党项族“自为儿童则习骑射”②的尚武风习。崇尚这种旧俗，虽然是为了适应党项部落的保守心理和习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在客观上却多少起了延缓西夏寿命的作用。
崇尚复仇，是党项人的又一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比较普遍，是羌系民族的共同风俗。西夏谚语有云：“吃十袋美果也得报仇，有十个女儿不算有后”③。史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④。
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复仇。如仇家有凶丧则不可复仇。如果仇家的力量大于自己，那么，就动员妇女去烧毁仇家庐舍，仇家因“敌女兵不祥”，自然要“退避三舍”，任其烧毁房屋。如果双方愿意和解，可用鸡、猪、犬血和酒装入髑髅之中痛饮。并发誓道：“若复报仇，则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⑤。另外，党项人在战争中如果战败，那么，3天之后，再到其战败地点“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⑥。或者埋草人于地下，众人放箭射之而还。
二、居所与服饰党项族的居室，随着其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演变着。在党项族迁入西北之前，其居室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的需要，构造比较简单。建室的主要材料来源于牦牛毛和羊毛，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①。这种居室实际上是用毛毡覆盖着的木支架帐篷。因此，当时人们在统计党项人户时，往往以族帐为单位。这种帐篷游牧流动时，便于搬迁，定居时也可改为“栋宇”。这种“栋宇”的内部情况如何呢？史载：“西戎（指西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②说明栋宇之内，有三间屋并列，中间为供神明之用，左右两间才是人居住的地方。
党项族迁居西北后，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一部分党项人开始过定居生活。因此，党项人的居室，除毡帐外，新增了土屋和瓦屋。“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③。西夏各族所居土屋，还可以从已发掘的遗址得到印证。1964及1965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庙台公社南约一公里处，发掘的西夏德明时所建的省嵬城遗址“除南城门址发现少量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外，遗址中未见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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