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西夏国家的建立 第一节“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确立 一、元昊其人元昊生于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元昊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据王静如先生的考证“理”应为“埋”）。因此，“嵬埋”二字，意即“珍惜富贵”。元昊长相英俊，身长5尺有余，“圆面高准”，即圆圆的脸蛋，高高的鼻子。“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①。案上常置法律著作，供随时翻阅之用。对于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的兵书，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元昊平时爱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门时乘骏马，前用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另有百余骑兵前后左右护卫、警戒，以防不测。
元昊24岁时被立为太子。当太子时，就表现出野心勃勃。他劝其父德明背宋自立。德明告诫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元昊不以为然，争辩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①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夏州地方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摆在德明、元昊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夏州地方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叛宋自立，同宋辽争霸，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这种道路，风险很大，前途未卜，但是元昊还是大胆地选择了后者。
二、“尚武重法”方针的确立元昊在决定背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立国方针去治理这个国家？在该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用夏变夷”，即所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也就是说，应当变更党项民族固有的习俗，用中原王朝——唐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办法去治理西夏国家。
但这种意见遭到了以“多学识、谙典故”的野利仁荣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的驳斥。在野利仁荣看来，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而不能照搬中原王朝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采用“尚武重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内容，用野利仁荣的话去概括，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②。这一立国方针得到了元昊的赞同和采用。
究竟元昊为什么要赞同并采用“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呢？具体地说，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驾御酋豪的需要。如众所知，元昊代表党项农牧主贵族及其他各族上层的利益，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其统治核心，及其所掌握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的。这些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①。他们拥兵自雄，“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②。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长期过着自给自足，孤立闭塞的牧畜生活。这种闭塞落后的经济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保守性。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项农、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矛盾的加深，这些酋豪为了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最高统一体”的国家，拥戴一个“恩信孚部落”的党项杰出人物，出任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元昊称帝建国后，向宋仁宗所上的奏疏和嫚书之所以喜形于色和出言不逊，“元昊为众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③就是以那些党项酋豪的积极支持，撑腰打气为其背景的。
同时，作为西夏国家的皇帝——元昊，为了获得这些酋豪显贵的拥护和支持，往往千方百计地笼络他们，同他们联姻，将他们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要害部门，让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至于军事大权，自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被这些酋豪显贵所掌握。
但这些长期盘据一方，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拥兵自雄的酋豪，并非个个俯首听命，元昊为了驾御他们，让他们效忠于自己，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④，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对于那些居心叵测胆敢抗命的酋豪，则严惩不贷。所谓元昊“峻诛杀，数诛诸部大人且尽”①；并非完全由于元昊生性多疑好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酋豪，同以元昊为代表的主张革新，“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②，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而激烈的矛盾斗争。
总之，从驾御酋豪需要的角度去考察，元昊之所以赞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实质上是为了承认诸党项酋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地位。一方面，对于那些表示愿意效忠于自己的酋豪，尽量加以笼络和重用；另方面，对于那些怀有二心的酋豪，则绳之以法，甚至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第二，稳定其统治的需要。“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③。元昊统治期间，其境内的民族约有七种（详总论），在这些民族中，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族，虽然被元昊用武力征服，但其酋豪仍然怀有二心，时刻梦想着联宋复辟。史载：“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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