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现在多数时间在北京，由我在这儿打理一切。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老谢的一个电话。
老谢是大明在北京的朋友，当初我们接的第一个团。也就是赵局长那个团，就是老谢转给大明的。大明对老谢非常佩服，据他说，老谢这个人手眼通天，道行极深，在北京，只要他老谢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经历非常复杂，文革的时候被判过死刑，在马上就要将他绑赴刑场的时候，一个老上将给卫戍区打了电话，让“枪下留人”，这才保住他一条命，改判“死缓”了，所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都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我回北京时见过他一次，一起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要毙他？他说“反江青”，然后就把来龙去脉粗略地讲了一遍，虽然粗略，还是花了个把钟头，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太惊心动魄了，涉及到的人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所以听起来特别像是真的，我也就是小时候听“梅花党”的故事时这么惊心动魄过。那大老谢喝得哇哇大吐，是让手下的人给抬出去的，临到被塞进汽车后座的时候还揪住我的袖口不放，硬着舌头告诉我：“我都被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后来他手下的人叮嘱我说：千万不能跟我们老板提枪毙的事，一提，老板准得喝吐了算，这还算好的呢，真闹起来，恐怕您就得回美国养伤去了。
这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我，我拿起听筒，那边头一句话就是：“你那儿几点呀？”
“九点。您是……”
“我老谢啊。我在德国呢，明天飞智利，星期四到纽约，星期六到洛杉矶。你派个人接我一趟，旅馆已经订好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你认识路吧？”
“认识是认识，不过离我这儿太远了，你早点让我给你找个饭店多好啊。”
“咳，我哪儿知道啊。我让他们给我订个最贵的，就给我订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了——这是最贵的吗？”
“是倒是，不过……”
“那就行了，不改了。你那两天没事吧？”
“没事没事。您这一趟转这么大腰子是干嘛呀？”
“谈飞机。喂，不多说了啊，他们来叫我了，现在是晚上，我们吃晚饭去，吃完了想上红灯区转转。你来过汉堡吗？来过呀，熟吗？哪家最好啊？你就告诉我头三个字母就得，准找得着……”
老谢来洛杉矶纯粹是路过，没有“谈飞机”的业务，其他人在洛杉矶转机直接回了北京。我整整陪老谢在洛杉矶玩儿了三天，我知道对他这种豪客，没别的，猛往里砸钱就是了，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玩儿惯了“最贵的”，如果在这儿享受不到同等待遇，非把美国给骂惨了不行，而且我们永远也别想在他眼里显得像个人物了。
我是头一回和老谢朝夕相处，我发现他并没有我原来想象得那么难交。他口若悬河，脑袋里装了许多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几本马列经典著作、《矛盾论》、《七侠五义》、国际共运史、艾特马托夫的《我的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素女经》、金庸。但是他极聪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互相印证，而且你要用他那套歪理一想，还真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来，比听教授讲课过瘾多了。他喜欢唱卡拉ok，流行歌曲一个不会，专唱那些连现在的独联体的人都不会唱的苏联老歌儿，什么“红梅花儿开”呀，“三套车”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啦等等。幸亏这儿华人开的店里还真从大陆进了不少光碟，什么都有，他唱起来非常投入，嗓子虽然没受过训练，但音色极好，我估计他唱这些歌儿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他被枪毙的那个年代里的往事。
我带他去丽池.卡登酒店喝下午茶。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大明。事后我仔细一琢磨，才猜到他是有意告诉我一些事的，但当时我却没想那么多。
“这小子能干，”他说，“贼着呢。我早就认识他了，一九七九年吧，我刚平反，从山西回到北京。对我的案子知情的老首长都出来工作了，我挨家去看他们，大难不死啊。我是在张司令家认识他的。”
“是他舅舅吗？”
“什么舅舅！他跟张司令的儿子是朋友。那时候他们专跟非洲留学生打交道，没事就到北京饭店里转悠，搭挂上以后，倒点儿金银手饰卖给老黑。北京饭店一般人进不去呀，他们俩就有这道行，能进去。我跟他们去过一次，坐着喝咖啡，光一条金链子，跟那老黑谈价钱就谈了一下午。我那时候傻呀，穷光蛋一个，几十年就保留下来一个金镏子，还是我媽出嫁的时候从娘家带来的呢，当宝贝似的藏着。这俩软缠硬磨，管我叫叔叔，拿走给卖了，才给了我二十块钱。他媽的！哎呀，这都成前朝往事了，真快呀！你原来跟他不认识吧？”
“认识，但没那么熟。他以前不是搞体制改革的吗？”
“搞体制改革怎么啦？就不爱钱啦？要说搞改革，我是中国第一批改革者，还是我把他带起来的呢。我以前在牢里的时候，设计过几种改造中国的方案，其中一种就是解决产权问题、加强市场机制，这是我从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那儿推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把我给饿的呀！现在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可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当年的想象。了不起。现在再说超英赶美的话，绝不是一句空话了。英国有什么呀，去年夏天我去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走道里连空调都不开，穷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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