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曾子以父嗜之，父殁之后，食必思亲，故不忍食也。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肉聂而切之为脍。炙，炙肉也。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简，谓志大而略于事。进取，谓求望高远。不忘其初，谓不能改其旧也。此语与论语小异。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绢。不得中道，至有所不为，据论语亦孔子之言。然则孔子字下当有曰字。论语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为者，知耻自好，不为不善之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万章问。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琴张，名牢，字子张。子桑户死，琴张临其丧而歌。事见庄子。虽未必尽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见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门而歌，事见檀弓。又言志异乎三子者之撰，事见论语。牧皮，未详“何以谓之狂也？”万章问。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声。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见其动辄称之，不一称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则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进于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洁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乡人，非有识者。原，与愿同。荀子“原悫”，字皆读作愿，谓谨愿之人也。故乡里所谓愿人，谓之乡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为德之贼。过门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见亲就为幸，深恶而痛绝之也。万章又引孔子之言而问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行，去声。踽，其禹反。阉，音奄。踽踽，独行不进之貌。凉凉，薄也，不见亲厚于人也。乡原讥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称古人邪？又讥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凉凉，无所亲厚哉？人既生于此世，则但当为此世之人，使当世之人皆以为善则可矣，此乡原之志也。阉，如奄人之奄，闭藏之意也。媚，求悦于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闭藏，以求亲媚于世，是乡原之行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原，亦谨厚之称，而孔子以为德之贼，故万章疑之。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吕侍讲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则无可举，欲刺之则无可刺也。”流俗者，风俗颓靡，如水之下流，众莫不然也。污，浊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洁而似廉洁。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恶，去声。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称，其言似义而非义也。利口，多言而不实者也。郑声，淫乐也。乐，正乐也。紫，闲色。朱，正色也。乡原不狂不獧，人皆以为善，有似乎中道而实非也，故恐其乱德。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反，复也。经，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兴，兴起于善也。邪慝，如乡原之属是也。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幷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盖以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獧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绝之之术无他焉，亦曰反经而已矣。”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赵氏曰：“五百岁而圣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余也。”尹氏曰：“知，谓知其道也。”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赵氏曰：“莱朱，汤贤臣。”或曰：“即仲虺也，为汤左相。”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贤臣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此所谓闻而知之也。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附录一四书章句附考序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附录二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吴邑吴英伯和氏撰 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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