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是怎样发蒙的——我记不得了。在我们的家馆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四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单独教我。
我们家的孩子分成三班。大哥大姐住第一班，后来，他们进了官立学堂。住第二班的是两个哥哥和三个挨次各小一岁的姐姐，尽管斯杰班哥哥已经十四岁，而苏菲亚姐姐刚满九岁，但他们却一同跟几个家庭教师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使这同一个班的课桌后面发出的不同的读书声得到和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斯杰班哥哥好象是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物。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为了在他身上少花些学费，甚至迟迟不肯送他上正规学校（大哥十二岁便进了莫斯科寄宿学校）。幸亏他天资优异，所以当母亲终于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念书的时候，他居然考上大哥那个寄宿学校的四年级。二姐薇拉和三姐刘勃卡也跟他同时被送进莫斯科一所女子学堂。一年后，格利沙和苏菲亚也用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家里只留下了第三班，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了两个年级不同的学生：我和尼古拉弟弟，他还很小，自从格利沙离开之后，母亲便把她全部的爱移注到他的身上了。至于我个人，既不是“可恶的孩子”，也不在“可爱的孩子”之列，而象俗话所说，不上不下，自成一体。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不爱见人，所以当母亲偶然遇到我的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忽然在路上冒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哥哥小姐姐离家的情景；这次离别给了我一个压抑的印象。整个宅子仿佛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以前虽然时常听到哭声，有时候也还传出孩子们的喧闹；闪过孩子们的小脸，进行过审问和惩罚——现在突然一下子全没有了，一点响声也没有了，而更坏的是充满了某种诡秘的耳语声。连吃饭也不用挪动桌子，因为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和我。
我在哥哥姐姐们住过的空房里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每个角落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有谁在呼唤我，我东张西望，希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这纯粹是我的幻觉，徒然增加了我的孤独的苦闷。呆在这些空寂的房间里，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寂静不但弥漫了孩子们的住所，也充溢着整个宅子。且不说仍然过着幽居的平庸生活的父亲，就是母亲，在孩子们离去后不知怎的也变得安静起来，她关在卧室里，不是噼噼啪啪打算盘，写信。就是摊开纸牌，卜凶问吉。
不过，因为我是贵族子弟，而且满了七岁，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考虑我的学习问题了。
但是，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母亲不愿意为我一人破财。因此她决定不聘家庭教师，而在等待大姐毕业归来之前，便利用家里的人才给我发蒙。
我认为，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决非多余。我很小便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咿晰牙牙学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记得每当庆祝父母的命名日和生日时，家庭教师总逼迫我背诵祝寿诗，其中一首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的：
On dit assez communement
Qu'en parlant de ce que l'on aime，
Toujours on pane eloqhemment．
Je n'approuve point ce systeme，
Car moi qui voudrai en ce jour
Vons prouver ma reconnaissance.
Mon coeur est tout brulant d'amour，
Etma bouche est sans eloquence．①
①法语：有人说，谈起心爱的人总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我认为这话不能相信，因为今天我想向您表达我的感激心情，但我的心被爱情燃烧，我的嘴便失去了娓娓动听的辞令。但是，无论哪种文字，即使是俄文我也不会读和写。
话说回来，在大孩子们离开以后不久，早上十点左右，做完祷告，便吩咐我到课房去。我们家的农奴画师巴威尔在那里等我；母亲让他教我认字母。
我现在好象还看见这位巴威尔立在我面前。他高大、瘦弱，大概有痨病，一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一头淡黄的头发。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从来不跟谁顶嘴，信上帝信得与众不同，极其虔诚。他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学会了绘画，当过一个时期的代役租农民，在好几个修道院里画过圣像；最后，母亲考虑到她那分散在各处田庄上的四、五个教堂里的活儿很多，便把巴威尔叫回家来，要他不停地画神像，有时也叫他给家里的人画肖像，不过这些肖像他画得很不成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父亲很喜欢他，时常到他的画室里去看他，指导他如何工作。母亲也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的家庭（为了爱巴威尔，她甘愿跟着他做农奴），也是个善良、温顺、多病的女人。主人既不找她的“麻烦”，也不用重活儿去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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