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额、工部尚书初彭龄、理藩院尚书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衔都统哈迪尔、都统阿那保、致仕大学士伯麟、致仕都统穆克登布，皆先朝耆硕，德爵兼尊，黄发番番，躬逢嘉会。视彼香山、洛社，不过乡里典型，麟阁、云台，未必功名终始。云龙鱼水，夫岂偶然。成庙尝赋七言古诗纪事，见《御制诗初集》。
◎文相国在总理衙门遇事持以定力
自中西立约互市，朝廷设总理衙门，以大学士以下、九卿以上数人，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多寡无定员。其章京则以阁部司员考充之，如军机例。凡遇中外交涉事件，泰西诸国驻京使臣（其自称曰全权大臣），多赴总理衙门，与中朝诸大臣定议。顾夷性狡谲，恃其机器舟械之利，出语骄横不可制。近十年来，赖文相国祥以忠忱挚悃，诚实不欺，默化其鸷悍之气，遇事持以定力，虽敌情万变，而不为所挠。同治一朝，边事尚不至酿成大衅者，相国一人力也。闻西人海届岁首，辄遗书通商诸大臣，以为履端之贺。其称文相国，必曰忠鲠清廉，而微嫌其与彼为难，余皆以圆融、识时务誉之。否或称甲第之华美，车骑之都丽，谓太平宰相，安富尊荣，固应尔尔。呜呼！虽在异类，岂无人心，惜我老成骑箕久矣。
◎京城雉堞之数
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见《明史》、《明纪》等书。
◎大臣夺情
本朝大臣夺情任事者，指不胜屈。前载安溪李文贞公光地，为世訾议，以公承平硕辅，理学名臣，不应有此也（陈文恭公宏谋，初丁外艰夺情，颇类此）。道光四年八月，林文忠公则徐方丁母忧，宣宗命督南河堤工，公闻诏即行，植立河干，不辞劳悴。六年四月，命署两淮盐政，始托疾力辞。贤者出处，自有本末如此。嗣后粤匪之役，胡文忠公林翼，墨视师，曾文正公国藩，且一再夺情，驰驱江皖。金革无避，忠孝两完，此则天下后世所当共谅者已。
◎嘉道以前部曹重于翰林
尹文端公继善，官翰林院侍讲时，怡贤亲王请为记室，寻奏补刑部郎中。陈文恭公宏谋，由编修升吏部郎中；张船山太守问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选补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举。今新列词垣者，几视部郎为哙等，盖由事例既开，六部司员，皆可入赀行走，而柏台芸馆，必由科目进身，郎部黯然，职是之故。其实郎中非屡考不能得，编检则冗杂无定员，同一进士出身，内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词臣为美官耶？
◎度支考
近年中外士大夫留心时事者，莫不以库藏匮乏为忧。康祺郎曹多暇，亦尝博稽详考，或采之邸抄疏奏，或询之户部友人，综核出入，终不解
咸、同已来，何以与康、乾之世，赢绌若是其悬殊。惜官非司农之属，究不获洞见底蕴。私心妄揣，开源节流，因利而利，事事必核其实，人人不顾其私，吾中国之大可有为，断断然也。
考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银三千三百万有奇。且康熙初年，军务、河工，需用浩繁，三逆盘踞、蹂躏之处，正供多未征取，乃至四十八年，户部库银尚存五千余万（见吴督部熊光《伊江笔录》）。
乾隆一朝，大兵大役，散财不赀，四十五年以前，又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见曾文正公《简练军实疏》）。五十五年已前，又免钱粮多次，而户部尚存银八千万（洪北江庚戌祝诗云：“免钱粮，免钱粮，四次两次看誊黄；今年诏下恩尤厚，普免正供由万寿。”又云：“大农钱粟虽频散，耕九余三积储惯，户部银仍八千万。”）即谓四十六年增兵之案，添兵六万有奇，每年费银二百余万（亦见曾疏），而嘉庆、道光两次裁兵一万六千，计可节省五六十万。
至于道光年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以及秦豫二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并咸、同二朝剿粤逆、剿捻逆、剿回逆，入少出多，原不可以数计。然中兴迄今十余年矣，以地丁计之，直隶额征二百四十三万余（近年户部咨直隶，地丁额征一百八十万余，与此稍异），耗羡十三万余，近数年截长补短，每年约完九成余；
山东三百四十三万余，耗羡四十七万余，近年约完七成；
河南三百十九万余，耗羡四十一万余，近年约完八成（光绪四年，袁保恒奏：河南田赋额征三百余万，岁收仅二百余万，与此数符）；
山西三百零五万余，耗羡三十七万余，近年约完八成；陕西一百六十万余，耗羡二十三万余，近年约完九成；
甘肃一百二十二万余，耗羡十五万余，近年实完数未报部；
安徽一百六十七万余，耗羡十八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
江南、江宁九十一万余，耗羡三十五万余，近年约完二三成；
苏州一百四十三万余，耗羡二十二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
浙江二百七十九万余，耗羡十三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
福建一百二十四万余，耗羡二十二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
湖北一百零六万余，耗羡二十八万余，近年约完五成以上；
湖南一百十三万余，耗羡十三万余，近年约完六成以上；
广东一百三十二万余，耗羡二十三万余，近年约完三四成；
广西四十万余，耗羡四万余，近年完一万余；
四川六十七万余，按粮津贴数亦如之，近年全完（同治十三年约八成余）；南十九万余，近年实征数，奏明缓报；
贵州十二万余，近年完一万余；四川、云、贵三省，耗羡未详；东三省额征各项五十余万，盛京船规在内（岁支约须银一百四十余万）。总计地丁所入，以今光绪初年较承平时，约减七成耳。
以漕粮计之，江苏苏松粮道所属，同治三年前原额漕白正耗米一百七十余万石，四年减定一百二十余万石，十一、十二、十三年奏报起运，自六十七八万至七十万余石不等；
额征漕项银六十余万两，除轻赍一项，每年起解外，余俱留充海运经费。江安粮道所属之江北各属，额征正耗米二十五万余石，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奏报起运，自十万石至十一万余石不等；
额征漕项十四万余，除轻赍四千余两批解通库，余俱留充起运经费。浙江原额漕白正耗米九十六万余石，四年减定六十九万余石，十年、十一年、十二年，自三十八九万至四十万余石不等；
额征漕项约四十余万，除轻赍一项起解外，余俱留充海运经费。
山东额征米豆三十四万余石（近年多以粟米一项抵征），同治十一年起运二十七万余石，到通交仓十八万余石（按：山东漕粮，惟同治九年折色，每石解部银一两三钱）。
河南额征粟米麦豆二十万九千余石，同治元年抚臣张公之万奏定折色，各州县每米一石，折解藩库银三两三钱，以二两解部，以一两充军需，以三钱为通省公费。嗣李公鹤年奏定，杞县等三十三州县，于军需内减银二钱，公费内减一钱；又祥符等十四州县，于军需内二次减银共四钱，兰仪等四州县，军需、公费全行减征，惟各属解部银每石二两不改。
额征漕项十一万余，同治十一年实解部五万两。江西额征正耗米七十六万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同治十一年实解部七十万两；额征漕项十八万余，亦未零解。湖北额征正耗米十六万四千余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
八年，胡文忠公奏定每石折收钱，各属少者四千文，多者六千五百文，解部银每石一两三钱，各属一律；同治十一年，实解部银十六万；额征漕项一万余两，未零解。湖南额征正耗米十五万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同治十一年实解部十万两；额征漕项一万余，未零解。
安徽江安粮道所属之安徽各属，额征正耗米二十六万余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历年未解。奉天额征粟米黑豆三万八千余石，同治十一年咨报，起运米豆二万余云。
是总计漕粮项下，较承平时米加少（定例：漕入四百万云。道光时，已无全入者。同治十年，天津收江、浙漕白米一百九万六千余石），而银实加多也（按：国初海运未兴，京仓备米，本有赢余。是以乾隆年间，纯庙以京、通二仓存米充溢，久藏陈腐，不如蠲免。其时阿文成奏云：漕异于钱，非旦夕可达京师，蠲免后设有水旱，恐一时缓不济急，未如所请。至嘉庆间，河患阻漕，仓储支绌，人皆服文成先见。
然在今日，则无虑也。考近年运米虽少，而京、通各仓，每年进米，尚不下一百万石；除岁支八旗甲米约六十万石，春秋俸米京仓约放十二万石，通仓约放五万石，一切杂支约数万石，桥仓转运，例除折耗及抽查掣欠约数万石，总共出数不及九十万石。是以光绪四年二月，户部侍郎翁公同折称：现在京仓米数，除粟米及未到南粮不计外，实存粳籼米二百二十七万石。按照现放章程，尚可支两三年之用云云）。
以盐课计之（每引四百斤，其课正杂并计，每引至重不过一两七钱四分，轻者一两零），长芦五十万二千余两，灶课一万三千余两，近年实完二十八万两上下，又征完复价银二十万两零；山东正课十五万六千余两，灶课二万余两，近年实完十一万两上下；河东五十九万余两，又加费羡余，加价约三十万余两，近年全完；两淮二百十四万余两，折价九万五千余两，近年课厘二项约收二百七十余万两，制钱八千余万串；
两浙三十二万三千余两，灶课十一万两零（同治八年，浙抚李公瀚章奏改纲运，
浙东认销二十七万九百余引，浙西六万六千引。），近年课厘二项，约收六十余万两；
福建十六万余两，溢课等十八万余两，近年改票，每年应收三十七万九千余两；
广东六十五万余两，余项无考，近年约收五十七八万两；四川十五万五千余两，羡余等银十五万八千余两，近年约完十六万零，又零收盐厘六十余万两；南额征正课杂税等五十万余两，近年未据报部。
总计盐课项下，顺治中各省约二百余万两，乾隆中五百七十余万两，近年除南外已八百余万两矣。是较承平时，有赢无绌也。以各关常税论之：
天津额征四万八千余两，盈余二万两，又应解内务府一万二千余两；
山海六万一千余两，盈余四万九千余两，加增八万两；东海约六七万两，未定额；镇江九万二千余两，盈余七万一千两；
江海二万三千余两，盈余四万二千两；
九江十七万二千余两，盈余三十六万七千两；
浙海三万五千余两，盈余四万四千两；
闽海七万三千余两，盈余十一万三千两；江汉未详；
粤海五万六千余两，盈余千万两；
临清三万七千余两，盈余一万一千两；
又户关正银二万九千余两，铜斤水脚七千六百余两，盈余一万一千两，以六千六百为额内，四千四百为额外；
又工关正银四千五百余两，盈余三千八百两，以二千三百八十两为额内，一千五百二十两为额外（按：临清关各款，同治十三年约征六成）；凤阳九万两，盈余一万七千两（现未开征）；
芜湖二十二万七千两，盈余十二万两（现未开征）；
龙江西新九万八千两，盈余八万八千两（现未开征）；
淮安二十五万四千余两，盈余十一万两；
浒墅十九万一千余两，盈余二十三万两（现未开征）；
赣关四万六千余两，盈余三万八千两；
太平五万二千余两，盈余七万五千两；
杀虎口一万六千余两，盈余一万五千余两；张家口二万两，盈余四万五百余两；
崇文门十万二千余两，盈余十万左右（光绪元年，收盈余七万零，原折云：较最多年份少十四万二千零，殆无定额也），又洋药一万七百零（加平三百余两）。
以上各关常税，除未开征外，收数不无短绌（按：常税足额约四百万，现得二百万零）。然考康熙中，关差各员，非无盈余，而报解正额亦多不足数；自雍正年始定考成，自后盈余之额，亦以雍正十三年为准，近虽盈余未足，较康熙间几不啻倍增矣。至于昔无今有者，洋税为一大宗（一年四结，六成听拨，四成解部，零存）：
津海约四十四万两上下，山海约十八万两上下（光绪元年收至二十三万九千余两），东海约二十八万两上下，镇江约十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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