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炮击了，炮声隆隆，隐隐可以听见。他说右翼能经得住这轮炮击就很好了。那时孙部尚未奉令调入山西，我到入夜才乘车去太原。
我到太原时，阎锡山已把设在雁门关岭口的行营撤回来了。他把撤退的原因告诉了我，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迟滞了敌人的前进。后来，敌人的援兵到来仍然从平型关方面突进。此外，敌军又由阳方口方面突破，虽未大力攻击雁门关正面，但已处在左右包抄的形势，我军遂不得不全线后撤，打算在忻县以北数十里的忻口镇布置战场进行决战。”他又说：“中央调来刘茂恩、高桂滋部已到雁门关之线作战，现在又调卫立煌全部和孙连仲部、裴昌会部来晋北参加忻口会战。忻口正面狭小，左右两翼都不易为敌人包抄，以晋绥军全力及中央各军当正面，八路军在敌人侧后活动，晋军的炮兵有八个团（周玳是炮兵司令）都集中在那方面使用。”照他的部署和听他的口气，必定能在忻口战场把日军予以歼灭。
我问到娘子关方面的情况。他说，平汉路方面如能在石家庄之线守得住，敌人自然不能进攻娘子关，即使石家庄之线守不住，而平汉路正面我军能与敌人保持紧密的接触，敌人如西攻娘子关，平汉路我军就侧击敌人的后方，也是有利的。他又说，娘子关以北至龙泉关之线，已调陕军冯钦哉两个师和赵寿山一个师（是杨虎城的直属师），又调中央第三军曾万钟守娘子关以南九龙关马岭关之线（娘子关不包）。他所说这些部队的调动，都是在我上次来太原之后和我再来太原之前的时间里，由蒋介石与他直接商量决定的，所以我不很清楚。
在忻口和娘子关战事未发生之前，我每日必同阎锡山及少数高级人员在太原的一个比较坚固的小防空洞躲空袭。那时敌机每日必有一次或两次轰炸太原。每次在防空洞里，必见到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妇。当初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托派的张慕陶，改姓马，是阎的参议。我心里很奇怪，阎锡山为什么与张慕陶这样亲密呢？张慕陶为什么要改姓马，我当时一直不明白。
大约是10月5日左右，石家庄的电话不通了，而忻口大战正在部署未曾开始，我对阎锡山说要到娘子关方面去看看情形怎样，好作处理，他很赞成。
我同从南京带来的高级参谋陶钧、裘时杰、徐佛观等到了娘子关外井陉车站，由车站电话叫石家庄，叫不通；叫获鹿站，也不通，显然获鹿也可能被敌人占领了。我登上车站南方的高地展望，拥挤在车站附近的，有正待上车的孙连仲部队（一部已转到太原附近），和好些由石家庄、获鹿拥来避难的群众。当时群众对敌人是敌忾同仇的。有人捉获一个据说是敌人的便衣侦探，扭送到我面前来。老乡们说这人说话既不是本地口音，装束也不像本地人，而是初学说的东北话。我叫徐佛观用日语审讯，原来是一个日寇化装的侦探，就在高地上把他枪决了。敌人便衣侦探既到了那里，敌人的队伍也就离那里不远了。
当晚我回太原把情况告诉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情况相当危险。第一是正面布置得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150余公里，只有五个师（陕西军三个师，第三军两个师），都是一线配备，没有重点，也没有机动部队。敌人如突破一点，则全线都要动摇，尤其是尚未指定统一指挥的人。我料石家庄我军南撤后，敌人必以主力向娘子关进攻，策应忻口的会战，以少数兵力压迫南撤的我军。我军在平汉线上屡次溃退，即使是少数敌人也很难对它进行反攻，以牵制敌人主力向娘子关进攻。我建议把孙连仲部调回娘子关方面，作为预备队伍。”阎同意我这意见，遂把孙部调回娘子关作为机动部队。
阎问我这方面归谁统一指挥，我说就由孙连仲负责。阎说：“冯钦哉、曾万钟两个都是老军务、老资格，孙连仲虽然资格也很老，但对冯、曾两人平时没有很多的关系，指挥一定有困难。”他想了想，问我可否担任娘子关方面的指挥？我当时虽然知道有许多困难，也只好答应了。
阎锡山在山西境内的重要地区已构有国防工事：一是以太原为中心向北以至雁门关一带各隘口；一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1936年我因西安事变，南京要我到山西去找阎锡山出来调停时，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30余里阳曲弯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娘子关方面的工事，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雁北战局已很紧张时，而晋军新编第十团尚在那里赶筑工事。
10月中旬我乘车去娘子关方面指挥，除了我由南京带来的高参陶钧、裘时杰、徐佛观和两三个副官之外，则是阎锡山拨给我的无线电台和电务人员，此外由广西拨给的卫队两百多人。这个卫队的武器，步枪是军政部发的，机枪是再三问阎锡山要才给我的。我最初问他要时，他说兵工厂已停工，太原库已无存，后来给我的那九挺轻机枪据说是由临汾调回来的。
我当晚到了娘子关，找到师长赵寿山了解情况。他说正面尚未有敌情，他这师有五个团加上补充团为五个团，光守娘子关正面，问题不大，可虑的是左右两翼，尤其是左翼冯总指挥（二十七路）尚未取得联络，右翼友军既不知是哪个部队，更未取得联络。我告诉他，右翼是中央第三军曾万钟部，已经把孙连仲部调了回来作总预备队。他说，这样就很好了。他把布防情形报告了我，以主力扼守关口外的雪花山，其余则布置在铁路两侧高地。雪花山守得住，也就是娘子关守住了。万一雪花山守不住，娘子关正面仍可扼守。
我转回关后30余里下盘石车站附近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依山靠河（小河通出关外），军用地图上叫作磨河滩，是一个双口窑洞，是国防工事构筑的拟定的指挥地点。在那里，除了一个双口窑洞之外，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通信设备了。在整个娘子关战役中，通信就赖正太铁路的电话线和一些乡村电话线以及无线电台。
我把那位晋军新编第十团的白长胜团长找来，问他们这方面的工事情形。他说，这方面工事构筑的时间比太原以北晚得多，材料也欠缺，而构筑力只有他这一团，兵员名额也不足，虽然尽了全团的力量，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请副长官原谅。我听了，也无可奈何。在娘子关方面虽然筑了一些炮位，但大炮一门也没有。
我要无线电台向冯钦哉取得联络，但一直到娘子关失败，都未联络上，原来他没有将电台架起来，所以他那方面的情形如何无从知道。我想冯钦哉所以如此，就是要避开上级赋予他的作战任务。据我当时及事后知道，娘子关左翼是没有什么敌情的。如果敌人知道这个情形，由平山向六岭关进攻，一定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太原和忻口之间截断了，比之进攻娘子关省力得多。
大约是10月21日的上午，娘子关正面发现敌情了。敌人是川岸兵团，由井陉方面进攻，自然是赵寿山师首当其冲。我屡次打电话问赵，他都回复我“守得住”。赵师所以守得住，是由于赵部官兵的努力勇敢，而日军进攻娘子关正面不是主力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娘子关正面，直到右翼溃退，赵寿山师才不得不撤退了。这是以后证明的事实。
日军川岸兵团（由二十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组成），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以主力向娘子关右侧循徽水、南漳城前进，进攻旧关（也叫故关）。旧关方面的敌情，发现比娘子关正面迟了一些。那里是赵寿山师与第三军防线的接合点，在战线上是薄弱的环节，所以日军先头一举即占领旧关。第三军也曾增加兵力反攻，以图恢复，军长曾万钟也亲到前线督战，却无能为力。那里距我的指挥部只有三四十华里，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高参裘时杰、徐佛观带给曾万钟，并视察战况。这封信的大意是要他鼓励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杀敌，恢复旧关。曾万钟虽然亲到前方指挥，屡次反攻，日军兵力虽不大，却扼险死守，终未能把它夺回来，成了暂时相持的局面。
日军得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即再行攻击，把第三军那里的战线冲破一个缺口。敌人以一部向南压迫第三军，以主力向北，企图占领下盘石车站，截断娘子关的后路。次晨敌军已迫近我指挥所的后山。我当时手里除了200多名卫士之外，没有掌握什么部队。适孙连仲部尚有三十师的一个旅，在附近车站候车运太原，而尚未知道孙部要东调的计划，我找到旅长侯镜如，要他增加上去阻止敌人。侯虽没有奉到直属长官的命令，对越级指挥的命令却接受了。侯镜如旅上去后总算把敌人顶住了。同时我命令娘子关正面的赵寿山师向井陉出击，以阻止敌人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扩大缺口。但赵师出击的结果不好，反而把关外的要点雪花山丢了。赵寿山向我报告，说他的部队损失很大，但决心死守娘子关和正面铁路线上的要隘。这样，敌人遂将攻势转移到旧关方面，扩大缺口，侯旅伤亡很大，亦被冲破。恰好陕军原杨虎城的教导团，由团长李振西率领到来。这个团的官兵有2000余人，士兵有许多是青年学生，是杨虎城当时想扩充军队作为下级军官之用的。西安事变前，有些共产党员曾在这个团里当教官，所以士气昂扬，团长李振西也很勇敢。我即命令该团由下盘石的后山向前进的敌军迎击，由上午八九时接触，战斗至下午4时，总算把敌人顶住了。该团伤亡很大，收容下来仅剩五六百人，团长李振西也负了伤。
孙连仲率领二十七师（是他的主力部队）和其他部队白天乘车东运，沿途被敌机轰炸，伤亡不少，午后才到下盘石车站，当即增加上去，把这条战线稳定了下来。这时我将战线予以调整，娘子关以北仍由冯钦哉负责，虽然他一直不架设电台与我取得联络，但那方面尚无敌情，也只好如此。娘子关正面，要赵寿山师缩小正面，沿铁路扼守。那时正面的敌人已转到旧关方面了，顾虑不大。孙连仲部担任旧关方面的防务，这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并希望孙能夺回旧关。曾万钟第三军布置于旧关之右九龙关、昔阳方面，而该方面自旧关战后就失去了联络，情况一直不很清楚。
孙连仲部增加上去之后，首先将敌人压迫回到旧关附近，但旧关仍在敌手。那次战斗虽在某些地方把敌人压迫包围在山沟里或村庄里，但敌人不肯投降。我出了大赏，俘虏一个日本兵就赏大洋200元，而孙部解上来的俘虏仅有两个。据说俘虏日本兵固然不容易，即使俘虏到了，稍不注意，他们就自杀，这是他们武士道教育的结果。记得有一天，一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乱窜到我的指挥所附近来，四周围都被我军包围，他仍不投降，一面放枪一面乱跑，只好将他打死。有一次我悬赏五万元要孙连仲派一营人夺取敌占的旧关某要点，他指定二十七师的某营担当这个任务，并宣布我的悬赏。那营长慷慨地说：“赏什么啰！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使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哪儿立一块碑来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后来那个要点仍未夺回来，那营长和大部分官兵都牺牲了，剩下的不到百人。可惜那营长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
这时冯钦哉部队仍不知消息，曾万钟方面也失去了联络，战况不明。由于孙部的增援，旧关方面的战局得以稳定了一些日子，但是要持久仍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回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并把指挥所撤至阳泉。
我把娘子关方面的战况报告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冯钦哉部显然是有意规避作战，曾万钟部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面虽不是敌人攻击要点，赵寿山师也已打得很残破了。攻占旧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他们攻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钟两部的接界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旧关的我军，威胁太原。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以免影响忻口方面的会战。”
阎锡山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忻口战场，而对于娘子关方面起初是不很注意的。他总以为平汉路上的石家庄可以维持若干时间，娘子关方面就没有被攻击的顾虑；即使石家庄之线撤退，平汉线上的我军仍可牵制敌人向娘子关攻击。他料不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料不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军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其实平汉线上的蒋军自石家庄一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军的作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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