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把中国共产党历次团结抗战的宣言封锁了，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向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国际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当时被蒋介石、张学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有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上的呼声。但南京政府充耳不闻。
由于中国的呼吁，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李顿调查团先到日本，“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之后才到中国来。南京政府就好似救星一样殷勤谄媚地来欢迎它，希望它说中国的好话，主持公道。参加调查团的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随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关东军就不让他与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不但他，就是中国名记者戈公振作某些访问也被拘捕。据顾维钧回来报告说，有些重要的场合他都无法参加，他唯一见到的中国人是火车上旅馆里的侍役。有一个侍役秘密地流着眼泪对他说：“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去参加义勇军抗战。”顾并说义勇军在东北各地声势很大，日军很害怕。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了，它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政府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却还认为不满意。因此日本南陆相声明称：国际盟约不能适用于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协定，绝不能接受国联决议的调停与裁判，否则日本退出国联亦在所不惜。果然日本不久就退出国联，继续进行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当时东北义勇军真是如火如荼，马占山、冯占海、苏炳义、李杜、丁超等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爱国人士既对蒋介石的抗战失望，就把希望寄托在义勇军的身上。但蒋介石对于义勇军非常冷淡，不但没有丝毫物质上的支援，也没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励。蒋介石在一个义勇军代表的报告里批示：“已据转交部汇报编录增光史册矣。”他并下令禁止组织义勇军。义勇军孤军奋斗，经不起日军的压迫，到了1932年冬，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冯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剩下来的义勇军，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更艰苦、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战。关东军就趁此进兵热河，进攻长城。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月1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让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进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1930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单独东北军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诱使两广参加“剿共”。这年1月21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共”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而是用要求军费和要求械弹来拒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啰？”我笑而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断然表示不肯调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这种情形向蒋介石报告了。蒋就以此为借口，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
2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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