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贴爱护,可是原则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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