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
[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上一小节]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民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理的办法：
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费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瓷器工艺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騒。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可找，为何比别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说，“不能再拿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在空白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陈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访）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
[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上一小节]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作协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产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但是，作协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到青岛又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的《沈从文传》中曾写到一九五八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
但不管怎么样，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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