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一九五七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小说，开黄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古代服饰研究》绘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慾。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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