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形式的了解，他在同一代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把五十年代看作新旧相声的分岭，那么新相声最大的特点是作品的创作。父在掌握传统的表演技巧后，大胆地将这些技巧加进了他自己的创作中。据我所知，父的*女作应该是一个叫“打篮球”的相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女作“打篮球”也是很成功的。其后一九五八年他写的“英雄小八路”、五九年的“找舅舅”、六一年的“登山英雄赞”、六三年的“画像”、*四年的“三比零”，就象一个个脚印，标志了他成功的道路。这些相声经电台播出后风行一时，脍炙人口，马季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与此同时，父自己的风格也逐渐确立，他主张相声讽刺与歌颂并举，创立了歌颂型相声的美学原则，这一突破为相声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良多。老舍先生一九六一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健康与笑声”中曾预言：以他（指父）的才力，若能不断提高思想文化，他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会改写，许多中人的命运会不一样。但假设历史是荒唐的。“文革”毕竟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我父也不例外。市井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父在“文革”中是造反派，这说……
[续我的父亲马季上一小节]法不知源于何人，起自何时，却是百分之百的谬误。“文革”六六年开始时，全各单位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初的组成也是各单位的领导人物。我父当时是业务尖子，被委以副主任之职，他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副主任”管什么事的时候，就刮起了打击刘少奇反动路线的风。这时候说唱团才出现了真正的造反派，我父象许多在位者一样，成了理所当然的打击目标，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白专道路的代言人”的帽子。但是这比起其后的大批斗还算是“和风细雨”。我母就是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我父的。当介绍人向我母提起马季的时候，母凭听广播得来的印象问：“那不是老头子吗？”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父带母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在当时文工团的所在地——粉楼，大字报铺天盖地，给母留下很深印象。我后来一直认为父这招很高明，一种绝妙的漫，一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漫。
从他们结婚到生我，父都是在被批斗中渡过的。母抱着那个“特大号”的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父想请一天假到车站接我们，结果只被批准半天，下午他依旧回单位接受“帮助”。很多人以为“文革”时喷气式的批斗大会不会被用在我父这个年龄的一代人身上，在这一点上，父可能是个例外。除了他个人的专场批斗会外，他也常“荣幸”地被“邀请”在别人的批斗会上出席陪绑。他后来也常说他的第一场“专场晚会”是在文革中而非以后的一九八八年。
我父一共去过两个干校，第一个是在黑龙江省嫩江地区，后因林彪一号文件，全部撤回关内，重设在河南淮阳地区。当时中直机关的干校农场都在那一带，史称“关内第一大场”。相声是“四旧”，不许说，很多和他一起去干校的演员都以为这辈子再也干不了本行了。可是父相信总有一天相声能回到舞台上。七三年从河南回到北京，他立即开始继续他的创作。那时的环境可想而知，凡文艺作品必须以“三突出”为原则。父在文革中的第一个作品“友谊颂”，写成之后修改了七个月，勉强通过了上面的审查，但电台还是不敢播，因为文革以来从没有播过相声。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五一”的纪录片，其中摄取了七分钟“友谊颂”的片段，姚文元在审片时只说：可以吧。纪录片放了，电台的人才敢在广播中放录音。父的三个作品“友谊颂”、“山鹰”、“海燕”是文革中仅有的相声，也是那个年代仅有的笑声，直到今天，还有不知就里的年轻人认为相声是从“友谊颂”以后才有的。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相声在全范围内掀起了一个gāo cháo，“舞台风雷”、“新桃花源记”等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段子。一九七七年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上，叶圣陶老人兴冲冲地端着酒杯走到我父桌前祝酒，连声夸赞“新桃花源记”：“马季呀，相声就是要写这样的。好！有知识，有意思！来，祝你成功！……”电视进入每一个家庭，对于公众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我父在他事业上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八十年代以来他佳作纷呈，舞台表演也渐入炉火纯青之境。八三年开始的春节晚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八五年全十大笑星评选中他名列榜首，八八年为纪念他舞台生活卅年而举办了“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在全进行巡回演出，盛况空前。九十年代他的十几名弟子在苏州举行“谢师会”，在文艺界传为佳话。
妙语如涛动遐迩
三分入木寓欢哗
燃犀烛怪长瘐笔
炼石补天学女娲
这是著名画家范曾题赠我父的一首诗。卅五年来，我父创作大小三百多个相声作品，门人弟子中有姜昆、赵炎、冯巩、刘伟、黄宏……活跃在各种舞台上。他自己则依然在不断的创新中，他的艺术生涯还没有画上句号。
公众人物的意思往往是被公众关心和议论的人物，舞台上的父带给观众笑声，生活中的他却经常遇上烦恼。他每次出门总是被路人认出，认出后就是“中特”的围观。其实所有人都是出于好奇和喜欢——这马季到底和电视上长得一样不一样？但谁也不想这些“好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就够他受的了。我来澳洲前几天，父想带我去西单买服，车停在胡同里，他刚出胡同没有十米就让人围起来了，东西没买成，回到车里他对我说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来西单。我们家就更甭提了，只要父在家，就总是人流不断，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二点。其中有朋友、同行、他的学生、同事、认识的、不认识的，什么人都有，还有很多是从外地来北京找父学相声的。就连广播电视部门口站岗值勤的武警都知道我们家地址。一有人找马季，立刻往我们家赶，中饭晚饭常常是一大桌人。说起这些，我就觉得我母很了不起，她是中唱片公司的音乐编辑，兼顾自己事业的同时，还得帮父料理里里外外。另外就是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流言蜚语，今天马季倒卖黄金了，明天走私让人抓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家里人还真着急，时间一长全都见怪不怪了。也许这些都是名人的代价。
很多人问我：“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学说相声？”我回答说：“没有。”的确没有。父母从小就不让我往这圈子里进，也压根儿没想让我干这行。可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的，多少受了些薰陶。冯巩以前对我说：你早晚得干这行。会否被他不幸而言中呢？只有天知道。
中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不是个孝子，作为独生子不能陪在父母身边。七年前我只身来澳，临行前夜，父给我讲了他十三岁去上海学徒的经历作为临别赠言。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七年来我在澳洲一事无成，每思及此，终有愧为人子之感。
寒夜将尽，东方既白。无论父这次来澳能否成行，相信我不久就可以见到他了。□摘自澳大利亚《华联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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