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有的时候，做完好事不留名还真不行！漠河是中最北方的一个小镇。在这里，夏天的黑夜短，冬天的黑夜长。冬季到来，景十分壮观，冰天雪地，大雪没腰，树是白的，山是白的，宛如一个银的世界。一年的寒冬腊月，我随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到这里，为部队演出。
真叫一个冷啊！滴成冰。最低温度零下四、五十度，穿着老羊皮大还冻得浑身打颤。剧场设在一个大车库里，演员们嘴都冻得不听使唤，大家裹着皮大，围在炉子旁，哆里哆嗦候场。有的女演员冻得直哭，你想冷到什么份上。再好的节目也听不到台下的掌声，战士们用跺脚来代替鼓掌，那种演出场面真是令人难忘。
那是一个大肆宣扬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我是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更有着满脑子渴望奉献、付出的念头。我们当时住在老百姓的一家大车店里，所谓的大车店其实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旅店，圆木垒的房子，长长的一溜火炕，屋子中央生了个大火炉。
演出前，我看到灶坑里的火快熄灭了，摸了摸微温的火炕，忽然产生了一个为大伙做好事的念头，把炕烧热！我暗暗拿定主意，心里十分得意。当晚我是第四个节目，下台后直奔大车店。漠河地大兴安岭林区，遍地都是木材，我先劈柴，后烧炕，甩开膀子大干。其实烧火炕很简单，但绝对不能用急火，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哪里知道这些，只想着在队友们回来之前让炕热起来，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四个灶坑全部塞满了劈柴，那么冷的天，我居然忙乎得满头大汗。
干完了好事，我又急忙跑回剧场去参加谢幕。但是演出已经结束了，当时的教导员刘锡安很严肃地问我跑到哪里去了，然后狠狠地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我低着头接受批评，心中却充满自豪。心想：你不用生气，呆会儿高兴还来不及呢！果然，当演员们跺着脚搓着手回到大车店的时候，一推门，热便扑面而来。所有的人都惊喜地叫起来：太好啦！这是谁干的？我预想的结果终于出现了。大伙一边欢呼雀跃，一边下厚重的棉，穿着背心裤衩在炕上折腾，有的人还用火炉上的热洗开了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甭提有多美了，简直都被自己给感动了。尽管还有人用充满感激的口吻询问着到底是谁干的，我也默不作声地躲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大伙终于睡下了。可是没一会儿又都起来了。原来，炕烧得太热，所有的人都扛不住了，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了半天，一个个抱着棉被开始由炕头往炕梢挪。只有我们的老队长范延东不为所动。范老师是个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打起呼噜来格外的响亮，看着大家都往炕梢靠，范老师得意地说：你们这帮家伙真不会享福！你们不睡我睡！他说着就把自己的毛毛裤棉棉裤都铺在身子底下，躺在高高的褥子上打起呼噜来。
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大喊着火啦，我睁眼一看，屋里烟雾弥漫，已经看不见人。炕头窜起了火苗，我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好半天，才明白祸是我闯的。这时大伙已经穿着背心裤衩在屋里救起火来，拿着桶直往炕上浇。最惨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范老师，他所有的服都被烧了个精光，披着条被子站在那儿直运气。大车店里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教导员刘锡安大声地喝道：到底是谁干的？！今天必须查出来！对！谁干的？把他揪出来！我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心里直打鼓：我是说还是不说？人都说做好事不留名，对，我不能说！这时火已经被扑灭了，窗门大敞四开，外面的冷风飕飕地刮进来，地下炕上全都是，看样子很快就会结冰。看着眼前的情景，刘教导员气得直打哆嗦，当然他的哆嗦里肯定也有冷的成分。
当时，我哆嗦得比谁都厉害。开会，一定要查出罪魁祸首！刘锡安宣布。大伙全都披着被子，裹着羊皮大愣愣地站在那儿。
我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屋内的形势，知道必须挺身而出了，于是我举起了手：我说两句，都说做好事不留名，我本来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刘锡安好半天才蹦出话来：这……这还是好事吗？这里是大兴安岭，着了火是闹着玩的吗？！你这个家伙……唉！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事，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那年头的工资都不高，听说就因为这场火灾，范老师得到了那年全队唯一的一份救济补助。
后来大兴安岭真的着起了大火，我义不容辞奔赴火线慰问演出。也许，在内心深，我仍然有着漠河大车店的那一次险些酿成火灾的后怕吧？收发室的情缘收发室曾经是我不大喜欢的地方。我想，它既是自由主义泛滥的场所，又是个是非之地。一些没事干的人经常端着个大茶缸，一泡就是一天。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张家长李家短，没有说不到的地方。从内说到外，从地球说到宇宙，从克林顿说到院里的寡妇。谁到谁家来，谁往谁家去，哪家来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为了盯着人家出门的时间，有时候能舍弃一顿午饭。
因此，除了打电话，取报纸信件，我从不在那里逗留。
你可以不喜欢它，可你不能得罪它。别看收发室的权力不大，但有时，还真离不开它。那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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