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这是中一道名菜，它的鱼鳞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鲷鱼。使我难忘的是以总理为首的首长都来为我们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谢首长的关怀。
饭后总理又向浩表示了她和中人结婚，今天又到中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中日两有近两千年的来往，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中日两的经济文化交流。总理特别担心浩不习惯于中的生活。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于困难时期，生活平比较低。浩对总理对她的爱护关怀，都铭记在心，表示终身要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我们临告别时，总理切地对嫮生说：“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有什么意见？”
嫮生满含着泪，对总理鞠了个躬说：“我从心里尊敬你”
过了两天，总理又请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总理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
“为了中日两人民的友好，两人民要将五十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几天后，尚子夫人、干子夫人等到外地参观游览。回日本前，嫮生特地买了幅周总理的丝绣像，带回去留作珍贵的纪念。
从此以后，我和浩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后就和浩种花莳竹，听收音机，读报议政，品茶尝菜。对我们这样过尽离乱生活的人来说，这重建的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呀！常到我家来的是大哥溥仪。我们都尊敬大哥。他爱吃用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苏叶子。浩特地在院里种上一小块紫苏，长好后做成菜给大哥吃。大哥也觉得浩贴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分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使。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到了，一进专员室的门就哭着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他是个好人，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绑。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他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们都被他那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那直率的态度而担忧。掌握会的王耀武很勉强地劝他不要太激动……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要相信和政府。溥仪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接触过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个好人。到8月底，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勒令解散。我们这些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史专员的人一律免职，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去参加力劳动。工资也减发，我每月由100元减为70元。天晓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对我们“区别对待”，在劳动时，溥仪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干些轻活；对有些人则存心要他们干累活，像康泽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儿，因为他是“特务头子”。我还很荣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扫厕所外，还用毛笔给厕所重新书写牌子。这种情况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听说他很生气，下令不许扣发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在我参加劳动的期间，我们护寺街的家也受到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学生冲进我们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这群学生冲我们高呼口号：
“日本帝主义的走狗站出来！”
“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
我懵然了。按过去说法，这几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证书上明明写明“确实改恶从善”，我是改邪归正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怎么老算旧帐，抓住辫子不放呢？我个人受攻击无所谓，但是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这帮学生动手了。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下，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我知道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来一勇气，冲着这伙学生，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
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许当时也是气势汹汹的。我这副样子，居然把学生镇住了。他们在刹那间不知所措，停下手来，互相顾盼起来。为首的那个学生说：“你是汉，你罪大恶极，……”但已经没有刚才那气焰了。
另一人说：“你不认罪，我们誓不罢休！”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临走时虚张声势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
学生走后，我们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真是感到迷惘。这就是造反！在那满天乌云的日子里，我们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该怎样过。我们只有上大门，关上灯，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运的到来。第二天，果然这帮学生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特务滚出来！”
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护了我们，学生再也不来騒扰我们家了。在关键时刻，总是周总理拯救我们。
“文化大革命”临结束前两年，对外活动有些放松，加以当时中日已经复交，1975年我被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浩一道访问了日本。
这几年内，我的岳父嵯峨实胜、岳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当年待我如子女的老人，我的女儿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怀念同窗旧友，所以很愿意旧地重游。1980年，我又赴日本访问。1981年我参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访问团赴日本访问。此后，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访问过日本。
第一次访日的时候，我虽然很高兴，但是远离日本很久，旧地重游，碰到很多友，我该如何说话呢？感到心中没有底。我向全政协的领导请示，希望他们为我作些指示。领导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你会理好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就为自己归纳了两条主意：1、我此次来日本，只是个人探，没有别的政治任务。2、我来日本，是为了增加中日两的友好善，不作任何批评，不发表任何议论。我想这样说话总比较圆满吧！
一下飞机，我首先看到伪满洲的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打着大旗来欢迎我。这些都是我从前在伪满洲的伙伴，我很高兴地会见他们。我和他们一一握手。记者拥上来问我：“请您谈谈您此次访日的感想吧！”很多话筒一直伸到我的嘴边。
我想这好说，我就模仿溥仪的说法。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我也说：“过去的溥杰已经死掉了，现在的溥杰是获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杰。我此次来日本访问。是为了看望我的人和朋友，谢谢诸位的盛情美意！”
大家觉得我的回答既得又新颖。
我在东京安排好时间看望我们的戚和朋友，一般不认识的人就没有什么来往。西园寺公一先生专门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时间。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来采访我。记者问：
“您这次拜访天皇，有什么任务？”
我说：“我什么任务也没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华族，您都要去拜访？”
“不是的。我只拜访我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不去了。”
聪明的记者真是步步进逼，他们总以为我此来必定有某种政治任务，总想套出些材料来，其实我确是私人访问，没有政治任务，而且我事先已经有了应付记者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旅日华侨的组织请我吃饭，席间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动起来。我说：
“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我是伪满洲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实胜前侯爵家的长婿。我到这里来人家对我很客气。可是当时伪满洲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殖民地，我也不过是日本军主义者多年培养的傀儡，所以我见了日本人总觉得自己比人低一头，总觉得是殖民地奴才来朝拜宗主。这次我重访日本，就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新中的主人翁，尽管我以个人资格探访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亿人民泱泱大的代表，所以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觉得走起路来挺凸肚，往日那种自卑感一扫而光了。”
我的话讲完后，旅日华侨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讲话。有的侨胞还流下了热泪。
战后日本经过几年奋斗，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到高楼林立，汽车成龙。有人问起我访日观感，我总说：
“日本变得很可爱，但我的祖更可爱！”
记得1975年初访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于好意地对我说：
“像您这样的人在那里恐怕没有个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后还是在日本长住吧！我们可以帮您的忙。”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
我听了总是微微一笑，说：
“谢谢您的好意。请你们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没有自由能行吗？我也希望你们能到中去看一看，我在那里等着你们。”
他们听了，都说：“我明白了。”
有一个时期，日本还流传着“溥杰在中生活潦倒”的谣言，于是先后有三个人赠给我巨额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钱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听清楚后把钱还给他们，并且说明我生活很好，欢迎他们到中作客。
我的身经历使我觉得中日两人民一带，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们要珍惜中日两人民这种世世代代一脉相传的友情，决不允许军主义者破坏这种永恒的友谊。
1988年日本的伪满洲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招待了我。我说伪满洲已经结束了，现在新中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欢迎你们到新中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内旅馆会见了日本会议员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的名字叫李香兰，是伪满洲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和歌星，我们那时常有来往。如今相见，都已白发苍苍。我说：“以往的中日战争，对中日两都带来了灾难。”山口淑子也说战争对两都带来了不幸，但她在战后曾三次访华，高兴地看到新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祝福中日两在和平环境中和睦相，永远友好下去。
1975年我们访问日本时，嫮生已经与福永健治结婚。福永是个健壮的小伙子，正在经营一家工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那一年访日时正好第四个外孙出生，我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联谊之意。我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访扶桑，yuan录喜闻浩伸外孙生诗，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庆男生。
谊联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们第一次重访日本回时，浩向我说，为了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给周总理一点礼物。我们知道总理不会收受贵重的礼物，只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风和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回到北京，总理正因病重住院，我们立刻把礼物送到医院。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他只收下玉兰花，以表心意，屏风退回，请我们自用。总理廉洁之风，于此可见。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总理终因劳过度，病重逝世。我和浩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噩耗后痛哭失声，全家都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总理不但赢得了我这个曾当过战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这样出身异的女子也把总理视作再生父母。从此我们家中一直挂着总理的遗像。我在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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