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下面写了“音容宛在”四个字。面对着总理慈祥的遗像，我们相约，中日友好是总理一再要求我们做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事这项事业，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在这几年出访日本以及在家接待大量外通讯社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常有记者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怎样接受共产洗脑筋的？”
我听了总是要笑，我说没有洗脑筋的事，准确地说，只能说“感化”。我在战犯管理所中，从没有人打骂过我，连大声呵斥都没有。我的头脑已经顽固得像一块冰坨，共产的谆谆教导像温暖的阳光，终于把我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记者和我谈起天皇制度，问我：
“你见过新天皇吗？”
我说：“见过，他是个很开明的人，与过去的天皇不太一样。”
又谈到皇太子浩宫刚从英留学回来，我说：“从昭和、明仁以及浩宫三人的关系来看，日本皇室正在发生变化，与民众的距离愈来愈缩短了。天皇是个象征，民众对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断地改进。”
记者就问到我对日本天皇制的看法，我说这是日本自己的问题，我不好说什么。记者却由此问到我对清朝的看法。我说：
“历史是在前进，清王朝已经完结了。我们只能迎着历史的流前进，绝不能开倒车。如果我想要恢复清朝的话，一定要受到群众的反对。我绝没有这个想法。我和溥仪都是一点污，本来早就应被晒干了，但是我们却溶入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说这话时按捺不住新生后的兴奋心情。那位记者赶紧把我的话记在采访本上。后来我在接待内很多报纸刊物记者采访时，也常常说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我虽是皇室贵胃，却也是个废弃的旧物，不过是一滴污，共产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且尽量发挥我的作用，虽然只是大海洋中一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鲜活泼有用的，这是我应该引为自豪的。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来以后，我们一起相伴着，过着宁静的生活。常有记者问起我和浩怎样在一起生活的。我踌躇了一会儿，就告诉他“相依为命”这句常用的成语。的确，晋代李密《陈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状况也很能说明我们夫妻俩今日的状况。不久，疾病终于破坏了我和浩的平稳生活。
浩得了肾病，并且逐渐恶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访日时，她在飞机上就感到不适，一下飞机，我把她送到东大医院。医院检查后认为需要紧急治疗，不然肾脏病引起心脏病并发，会有危险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对浩来说，这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感谢皇太子（现明仁天皇）夫妇自持花来医院慰问。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渐稳定了。浩回到中后，在北京友谊医院治病，大约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时还要回到日本，那时北京和成田之间有直航班机往返，两医院可以互调病历和检查资料，密切配合为浩治病。浩无论在日本或中，都可以安心治病，当然在友谊医院治疗的时间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愈来愈重了。她两肾功能亏损，长期住在医院里，医院甚至为她配备了人工肾。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着她，我不能离开她。夜阑人静的时候，浩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一句话和你说：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说完已经泪如雨下，我说：“浩，你会好的，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经预感到她好像要离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经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长眠的地方去看望过我们的女儿。本来1961年浩回到中时已经把慧生的遗骨带回来，慧生生前曾经以自己是醇王家的后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灰安葬在我家的墓地里。但是十年动乱的教训使我提心吊胆，我不能让慧儿再经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遗骨必须安放在一个宁静、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又把慧儿遗骨的一部分带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爱慧儿这第一个外孙女，慧儿也喜欢疼爱她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是让他们在一起作伴吧！当我扶着当时已经有了肾病的浩走上墓地的台阶时，我发觉她在颤抖。当我们走到慧儿的墓前，我俩双手合掌，闭上双目，我流泪了，我发现浩已经泣不成声。她想念的慧儿当是个19岁的苗条的带有忧郁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儿还是那个拉着小提琴，年方6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然而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岁的妇女了。这几年来我的内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关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家的祖先遗骨移到这里，在中山神社里又修建了爱新觉罗社，宽有2米，深1．6米，慧儿的遗骨也从二尊院移到这里。中山神社面向着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家本来就是捍卫天皇的勇士；爱新觉罗社又面向着北京，那里也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因为爱新觉罗·慧生是中人啊！她的父母还在中啊！
浩毕竟离开我走了，那是个宁静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终年73岁。我在8：00就打长途电话告诉嫮生，我只哭着说了一句：“母今天上午走了，马上来！”就说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来到北京的。浩病故后，外报纸都刊登了“流王妃病逝北京”的消息。按照我们这里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举行了向浩的遗告别的仪式。感谢我们爱的，那天和家的领导人杨静仁、杨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数百人都来向浩告别，邓颖超大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我想告诉周总理：您关心过的那个华籍日本女人也追随您去了，她在临闭目前也是想着如何做好一个中人，如何推动中日友好这一伟大的事业。
眼看着和浩诀别的时刻到了，我留恋地俯下身去，在她耳边像往常一样地低声呼唤着：“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听不见了。我老泪纵横，嫮生扶我离开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护寺的家里。嫮生、福永都来安慰我。我轻轻地闭上眼，仿佛我俩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滨漫步，迎着那惊涛拍岸的海，交谈一天的生活；我俩又仿佛在北京护寺大街溜达，边走边和沿街摊贩打着招呼。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认得我们这一对由中人、日本人组成的夫妇，都乐意和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一睁开眼，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唤起来，“失去了你，我将怎样生活呢？”
正当我痛不慾生，整天痴痴呆呆、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的老朋友沈醉来看我了。我俩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已经共事25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关心着我，勉励着我。他向我说出了一句使我惊心的话：“溥二哥！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给我们整理核实的史料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呢！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呢！我当了全人大代表，我还要为人民尤其为我们满族服务呢！我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要振作起精神，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后，跟我一起生活的秘书金子忠（我的侄儿）和保姆步阿姨帮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从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摆哀愁，寻找新的欢乐。
1983年5月，我当选为六届全人大代表，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分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对于人大召开的各种会议都准时参加，并积极发言。我很感谢政府采纳了我在人大提出的关于教育青少年、加强法制建设等建议。1984年8月31日，中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赵朴初任会长，孙尚清、韩树英、沙里、赵安博和我任副会长。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对中日关系史作深入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加强中日两人民的长期友好合作。我作为和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自然非常重视这个组织的建立。我在成立会上发言说，中日两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历史，尽管在后来的一个时期里发生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中日两的友好关系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为了两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须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们和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风俗、历史也不同，为了东亚的和平、为了中日两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两间的关系，确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自从周总理向我提出要做好中日两友好的工作后，我和浩就努力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每次访日，总是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我：“为什么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对他说：“中日两之间的小摩擦会有的，但是中日两携起手来，子子孙孙，永久睦邻，和平相，难道这不是中日两人民共同的想法吗？”1981年春节时，我和浩向日本朋友印发了如下的贺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岁重访蓬瀛，备承热情款待，无任铭刻衷怀，谨肃寸笺，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后在昔般基础上愈益协力同心为中日两人民子孙永世友睦而共同奋励前进。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爱新觉罗·溥杰顿首
浩
我们的护寺家院内有棵枣树，高约六米，每年树梢结满了红的枣儿，这是从旅顺郊外师营的枣树嫁接过来的。1904年2月8日，日本军队向占领东北旅顺口的俄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在中东北的土地上爆发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日俄战争，结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在中的利益。日俄战争以美斡旋订立了朴次茅斯条约而告终。订立条约后日本乃木大将得意扬扬地在师营枣树下照像，那里的枣树就成了中的耻辱、日本帝主义者侵略的象征。现在我和浩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我就把那里的枣树嫁接到我们家院内的枣树上，让它变腐朽为神奇，让屈辱一去不复返，友好之树永远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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