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巳蔓延到中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满洲帝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人了。她要做一个中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和日本密一，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
溥仪伤心的是“建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偏深父女情。
心何在？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的松鼠皮大，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服进宫，自己踩着了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在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为“阿玛”、母为“”，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母为“爸爸”、“”。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建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沆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沆然写的，托他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沆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沆然被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的浩的，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醇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刹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在日本统治下的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
“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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