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是不甘心当奴才的。我和溥仪都读过圣贤书。陈宝琛老师教我们读过四书五经，传统的中文化告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所以我们对于在关东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实难容忍，于是就迸发出了刚才我对德王说的两句话。其实我们如何图反抗？实在也是毫无良策。
德王听了我那耐人寻味的两句话，不知道他悟出了什么，竟恭恭敬敬地说：“我懂了。我们会永远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冈找溥仪问：“昨天德王和你们都讲些什么？”
溥仪说：“我们只说些家常话。”
吉冈说：“不见得吧！恐怕讲了些对日本不利的话吧！”
可恨的吉冈，他一定布置了密探，侦察我们的活动。溥仪身边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在伪皇宫内部有日本宪兵队，住在内外宫之间，表面上这是保卫溥仪皇帝的安全的，实际上是监视我们的。他们身穿便，别人不易察觉他们。他们每天注视着哪些人来见溥仪。另外，一定还有吉冈直接安排的人，不然，为什么德王和溥仪说什么话他们都知道呢？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中佐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铫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葯，对付从铫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果然伪……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满洲表面宁静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战火蔓延到了这里，摧枯拉朽，这个本来就是空有虚名的帝，不堪一击，转眼就崩溃了。
我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到伪满，先任伪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中校科员。有一天，伪军中一个姓姜的上校对我说：“真川次长想调你当参谋司第二科科长，你看怎么样？”我知道第二科专司谍报，自知伪满洲的寿命长不了，犯不上蹚这个浑，就以资才不够坚辞。姜又问我：“兵器科怎么样？”我怕一再坚辞容易引起姜的怀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应承。但心里想：到了伪满洲垮台的那一天，干兵器总比干谍报要少判几年罪。我已经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1945年3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六的婚礼时，我的族兄溥雪斋劝告我：“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我出于那种顽固的本，虽感到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对雪斋说“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时前清豫王府的端镇就是从伪满军队中辞职回家到银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来探访我，劝我当机立断，离开伪满，回到北京暂避。我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心情对他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了，我哪会不知？但是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这种事我干不了。反正豁出这条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鹤吉让他的心腹冯志远少校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当禁卫团步兵团长？我想到了这般紧急时候，我要能把禁卫步兵团抓到手里，就能保卫皇帝，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请他转告真川次长，我无条件地愿意调往禁卫团。但到了7月初伪军宣布人事调动时，我却被发表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生徒队队长。虽然并不如意，但是出于军人服从的天职。我第二天就走马上任。这时伪预科生徒队和本科生正在长春近郊源地一带作联合演习，我还未和即将离任的队长办好接替手续，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演习地参加演习，演习完后我还发表演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们效忠皇帝，实行日满共存共亡的时候，希望大家同抱此心，同心协力干下去。……”我那时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绑在日满合作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首先是空袭。新京也遭受了轰炸。1945年8月9日夜里，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也许是我早有预感吧，我又当过几年军人，很快我就穿而起。警觉地要辨明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时“轰”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慾聋，窗外一片火光，宫内府南边升起了窜天的火柱，有的建筑物着火了。我赶紧拧开收音机。播音员还是用她那一贯镇静的声音在说话：“清晨两点，从哈尔滨方面飞来的敌机开始向吉林进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弹……”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苏联的飞机来轰炸。局势变得严重了。这时浩也已经起来了。我嘱咐她要小心，要她携带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军人，这正是我赴汤蹈火的时候。我飞跑出去，到警卫坐车赶到宫内府。一路上街上已经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因为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些什么样的灾难呢！我来到伪军官学校，召集伪连长区队长讲了话。我说：“现在苏联背信弃义，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要效忠皇帝陛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背后有百万英勇的关东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当天夜里，我又来到皇宫去看望溥仪。他对我冒着危险来看他，也有些感动，又增强了他的“同族必”的观念。我们一起厮守着，我发觉他当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果然有一种悲哀冷漠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因为14年来日本帝主义挟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将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宫内，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家看望了下。她们也已经自防空洞回到家里。我又一次嘱咐她们要小心。吃了些饭，我不放心溥仪，又到宫内去。当时由于时局紧张，有的日本官员留在新京的家属要撤回东京，她们约浩同回日本。看来日本是打败了，不然不至于这样消极沮丧。可怜的浩，谁让她嫁给一个中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该和命运多蹇的丈夫共患难呢，还是贪图安全回到日本呢？当然回到日本也是在战争环境中。浩选择了前者。她告诉日本官员的家属：
“谢谢您的关心。我要留在这里，请不必担心。”
当然，留在这里，她也是想念着现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恶的战争，把我们一家人两下分离，弄得牵肠挂肚，心悬两地。
8月10日下午2时，吉冈来电话叫我和浩到他那里去。到了那里，吉冈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非常消沉地对我们说：“苏联已向我们宣战。”
他告诉我们，苏联的几千辆坦克已经越过境，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估计明天将到达新京附近。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关东军打算带着皇帝据守通化，但估计也只能守两个月左右。因此要我们和关东军一起退守通化，并且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我感到愕然。怎么回事？平日号称“拥有数十万精兵。”扬言可以坚守满洲的关东军竟这样不堪一击，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让给苏军，太让人失望了。溥仪经常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新闻节目，并且经常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所以我已经知道日本惨败以及美军在广岛扔原子弹的消息。我以为日军总还能支撑一阵子，没有想到日军竟这样脆弱地不战而退。想起关东军平时趾高气扬地骑在我们头上欺侮我们的样子，令人气愤，更气愤的是如今兵败如山倒，到了末日还要让我们自杀，怕我们落到苏军手里会泄露关东军欺侮中人的真相。想到这里，我实在觉得不能容忍，与其让日本人逼着我们在远离新京的通化自杀，还不如就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把手伸进了我的枪套。
这时，突然浩疯狂似地扑向我，夺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还不容易？可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么轻易想去死呢？你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们还不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办法。”
浩的话使我感动。是的，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应该想办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种切的关怀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终于向吉冈表示：
“事已如此，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吧！”
8月11日，关东军和宫内府紧张地准备转移。
我也要准备逃亡了。
因为……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此去凶多吉少，要作好覆灭前的决斗，行李是不能多带的，要轻装前进。房子呢？让仆人们住吧！我叫仆人们搬进来住。他们流着泪说他们只是看守，什么时候我回来还把房子还给我。我把一些日用品分给了他们。一些重要的珍宝，我选了个秘密的地方挖坑埋了起来。眼看全家要踏上前途渺茫的征途，多年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培养起来的那军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愿在这里为保卫作为满洲首都的新京而牺牲。我去看看溥仪作好了离京前的准备没有。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底下侍从忙乱地搬着东西。我向溥仪说：
“皇上请善自珍重。我愿留在这里战斗到底。”
溥仪一摆手说：
“你切不可贸然从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你跟我一起撤退吧！”
这时我已当了宫内府侍从武官，就是在溥仪左右，为了保卫他的安全而尽力。他也似乎只能信任我们这样的属。我和浩等告别，要她和三格格、五格格等随着宫内府的家属一起撤退。我和溥仪、润麒等在一起，由关东军护卫着单组成一个队伍撤退。这时苏联宣布参战已经三天，新京的市民们正在街头挖掘壕沟准备巷战。一个个临时防寨已经修筑起来。关东军忙着转移司令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街上可以看到有的日本军人腰挎军刀，胫缠裹，喝醉了酒，高唱着法西斯军歌行走着。日本妇女则如丧家之犬，携儿背女，仓皇地走着。那些被关东军抛弃的下级职员的家属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家属都身背大包裹，手提行李箱，冒着酷暑，一群一群地拥向新京车站。这时列车因为被军队征用，车站里已经没有列车了。人群中哭喊着、怒骂着，都希望能得到一张撤退的车票。有的日本人开始出售高价货车车票，这些高价车票也被绝望了的人群一抢而空，他们希望赶紧离开这死神包围的新京，逃到新的地方去。
在一片慌乱中，所谓“迁都”也开始了。溥仪和我们这些随身官员以及家属们由关东军警卫军和宫里的警卫军护送着乘坐宫廷列车南逃。临出发前，溥仪率领我们，携带清朝历代祖先牌位到新京神社前集合，向神灵祈祷，愿神灵保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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