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平安。神社的神职人员正磨刀霍霍，准备苏军来到时集自杀。然后队伍向新京车站出发。这时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沉默地在雨中行走。我想号称“镇守东北稳如泰山”拥有百万雄师的关东军，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如今这样si惶地逃难。两旁的群众看见我们这一行失魂落魄地逃走，都破口大骂。飘泼般的大雨声加上群众的咒骂声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来到车站，见车站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候车的人群，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哭喊着，婴儿尖叫的哭声，母的安抚声和训斥声，各种音响交织，嘈杂而又混乱。这里变成了人间的活地狱。我们这一行由警卫军保卫着，硬是分开挤在站上的人群坐进了专车。车站上的人们用羡慕而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人哀求着：
“已经等了两天了，求求你们，让我上车吧！”
“把这个孩子带走吧！我们已经老了，死了算了。孩子还年轻，给他条活路吧！”
宪兵怒斥着他们，用力把那些紧抓住列车车把的人们推开。列车开动了。这是子夜一点钟，随着列车的开动，车厢的电灯熄灭了，黑暗的列车在漆黑的夜里蠕动着，渐渐地，离新京愈来愈远了。伪满洲的首都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好像宣布了它的灭亡。火车的气笛时而发出凄厉的哀鸣，又像在为已经死亡了的满洲唱哀歌。伪满洲是死亡了，至于我们呢？我不知道列车要开到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在专车上，由于战局突变，匆忙逃亡，方寸已乱，御膳房不可能为溥仪准备丰盛的伙食。慌乱之间，只给溥仪做了碗盐煮面条，家属们只能啃干面包。8月13日早晨，列车到达伪满的临时首都临江。车已过通化，在通化时，列车曾略停了一下，关东军的人上车和溥仪商量了一下作战的事情，向他汇报了一通捏造的“捷报”。因为临江没有可以作临时皇宫的地方，列车又往前开，一直开到了东边的大栗子沟。
大栗子沟位于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是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小山村。这里本来是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就是因为战乱之际溥仪和我们这一行到过这里，现在这个地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有个大栗子沟矿业所，溥仪的临时皇宫暂设在矿长家里。我和浩、嫮生住在一所木造的二层小楼楼下的房间里，五格格和万嘉熙住在我们前面的房间里，吉冈住在我们的楼上。二格格、三格格则住在另一栋楼的楼下。这里风光明媚，长白山层峦叠嶂，早晚随着阳光的浓淡，不断变换它的新装，可是我们无心欣赏，再美丽的风景也徒然让我们黯然神伤。
在那些日子里，溥仪领着我们向祖宗的遗位叩头，他也不断地用金钱占卦，以卜吉凶。我以为我们可能要在大栗子沟这个僻静的小村住一些日子。幻想它能成为世外桃源。可是这个幻想很快破灭了。8月15日，溥仪通知我到他房里去听广播，我立刻过去。一进他的屋子，只见他正襟危坐，态度严肃而又悲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日本天皇的一个讲话，声音夹杂杂音，听不清楚，可是断断续续地能够听出来他在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实行无条件投降的昭书：
“……夫谋帝臣民之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此为皇祀皇宗之遗范，为朕之拳拳之措者……”
听到这里，溥仪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俩手拉着手，相对流泪。完了，这下子彻底证明“满洲”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8月16日，张景惠为了证明这个消息是否真实，特地到通化关东军司令部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带回来一个确凿无误的消息，日本是投降了。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要不要解散“满洲”和皇帝要不要退位的问题。
那天晚上，在矿业所简陋的食堂里召开了紧急的参议府会议。我们随便搬来几把椅子。张景惠坐在议长席上，臧式毅参议府议长、熙洽宫内府大臣等随便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无法掩饰那种悲哀的心情。会议持续开了一整夜，到8月18日凌晨1点，才通过了决议，决定“满洲”解和皇帝宣布退位。
退位仪式简单而严肃，皇帝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之后，和与会者依次静静握手，悄然退出会场，他成为平民了。溥仪很会做戏，在宣布退位时，自己跪下说，由于他的无能，给日本天皇添了很多麻烦，请求天皇原谅。他在退出会场时，还和站……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立在旁的日本兵拥抱告别，日本兵感动得掉了泪。我忽然对溥仪产生了反感，到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作这种丑态呢！短命的伪满洲一共经历了十三年零五个月。就在大栗子沟这个偏僻的地方土崩瓦解，结束了它的生命。我们从新京捧来的清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朝确实是灭亡了，它不可能再复兴了，关于它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退位仪式一结束，伪满洲的要人借口这里有土匪，他们要撤回新京了。随后的关东军警备队、伪满禁卫队的士兵也都撤退。只剩下以博仪为首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和一些内廷职员以及吉冈御用挂等日籍职员。我们这些人向何去呢？溥仪虽想回北京，但这是做不到的。眼下，唯一的出路是逃亡日本。当关东军和大本营联系时，得到的答复是不予接受。这使我们气愤到了极顶。当初为了利用我们，一再督促着我们建立“满洲”，现在战争失败了，又把我们扔下不管，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经过我们一再的催促，日本终于同意溥仪一行到日本京都都立饭店暂时避难。溥仪到了这时，由于实在害怕，竟向吉冈提了个问题：
“今后生命能不能保险？”
吉冈露出了从未见过的凶相，手拍口厉声说：
“谁能保险？拿出胆子来！”
溥仪乘坐8月22日从通化起飞的飞机去日本。第一批出发的除了他以外，还有我、润麒、万嘉熙、毓赡、毓yan、毓dang三个侄子，医生黄子正、仆人李雄。皇后婉容以及浩、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等以后再去。博仪去和婉容等告别，说：
“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可以坐第二批飞机，或从陆路经朝鲜到日本来。只要到了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至于今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已经把钱提前汇到日本去了。”
我也和浩告别，说句实话，我很高兴，因为回到日本我又可以见到我那心爱的慧生了。所以当浩为我准备好洗脸用具和准备换洗的服时，我都不想带，我以为几个小时就到日本，用不着带那些东西了。我有些过度兴奋，我对浩说：
“你和嫮生随后就来吧！今后，我再也不当这皇宫内的差使了。我们一家四口子好好过日子吧！”
浩也轻松地对我说：
“是啊！我随后就来。”
出发的时候到了，溥仪已经去皇帝服，换上褐的西服，穿开襟衬衫。他和正在哭泣的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说：
“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
接着，他又向一般职员致谢，说：
“长期以来多蒙关照，祝大家健康幸福。”
说着，说着，他哭了。
我也和浩再次告别，我比较冷静，多年严酷的军校生活毕竟对我有所锻炼。
飞机起飞了，我再次看了看为我送行的浩，她正微笑。我向她挥手。我原以为真的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重逢的。哪知道这一别就达十六年呢？因为飞机到达奉天机场时，苏联红军几乎同时到达。飞机一着陆，我们就被逮捕，成了阶下囚。我们经过新京被送到苏联，从此开始了囚徒的生活，至于浩呢？她和嫮生开始了她俩颠沛流离、扣人心弦的流生活。关于她的这一段经历，浩后来写成《流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和中都已出版发行。我就不在这里叙说了。
到了伯力市内，苏联当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两院”，划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溥仪和我们这一小集团；一个是日本高级军官和伪满大臣以及伪满将级以上军官。我和我的夫、侄子、荣源、黄子正可以在两个“禁区”内随便来往；溥仪和那些敌伪战犯则是不准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时，彼此也不得越过一条白线。我最初是介乎溥仪和万、润之间的一个特殊存在，受到“准溥仪”的待遇，一时也不能到敌伪大堆的那边去，也不参加一切劳动，到了后来，才逐渐一般化，随便出入于两个“禁区”之间了。
这个特别收容所内的俘虏，既有日本帝主义的高级军官、高级文官，也有汉组织中的伪满皇帝和伪满大臣，伪满的将级军官，真是洋洋大观，集敌伪于一堂。
每天一起，屋内、院中就看到做种种奇形怪状的的人群：有的全躶做冷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们叫它是“鹰抓兔子”，有的练太极拳，有的做八段锦，有的在地下打滚和翻筋斗。接着就可听到楼上、楼下、室内、廊间发出种种奇声怪韵：有的高呼佛号念经，有的高唱日本的“谣曲”，有的哼二簧或唱昆曲。开饭时，因人多地窄，向例分三次开。当时在厨房工作的是日本的军士和兵。在民主运动还未展开时，日本军人中的法西斯空气还非常浓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开饭的次序，是“日先伪后”，大官据首座，小官列次席。后来这些文官武将的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如：关东军经理部（军需部）的中将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虏兵叹为“世界的末日已到”；敌伪大官为争一块面包而大吵大骂；伪满少将偷窃日本中将的毛。借一个日本兵的话来说：“过去看到这些高级将领，真像金泥彩饰的庄严佛像一般，现在看起来，就像金彩剥落露出黄泥的破佛像一样。”
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五年间，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余差不多全是“娱乐”的时间。散步，下棋，打麻将，开宝，成为消磨时光的“日课”。
汉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但这样的是极少数。
一种是无恩无怨，不即不离。这类人占绝大部分。过去的老军阀、“大人物”多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甘心继续过去的关系，不但不仇视这帮既害了祖，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恶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从关系延长到伯力的俘虏收容所内。这种类型的人也居少数，是一些从殖民地出身，确实得过日本“好”的忠实汉们。
我当时的心情是：仇恨苏联，怀恋日本。对民是又恨又怕，对共产根本没有认识。认为苏联是把自己的“半生基业”连根拔掉的“仇人”，民是历史上的死对头，共产和自己是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别是看到苏联在卫大战之后，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灾，面包、、肉，无一不缺，想想还是过去那种社会的生活好。更因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长女又在日本，将来后半生的寄托，除了日本更无别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觉得顺眼，尤其是认为以日本军队的“忠勇精……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强”，总会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我不但对以山田乙三为首的前关东军司令官以下的战犯，见面必先行礼，说话必敬呼“阁下”，即对于次级的人物，也是无话不谈。那时日本战犯中已经有人获准释放回，我认准哪些日本战犯有可能被遣返回的，我就找机会接近他们，告诉他们浩住在那里，希望他们回后能为我捎个口信，告诉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翅飞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着。两个孩子请她抚养好，等着我平安归来。我甚至还打听怎样才能加入日本籍，我以为我不可能回中，回后等着我的是死路一条，我只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个苏联翻译叫别尔面阔夫，他在研究中的历史，要我为他写些材料，如中的婚丧嫁娶、儒教、佛教的情况等。我都给他写了。他送给我一些纸烟糖果等日用品作为酬谢。我说：
“你需要什么材料，我都可以给你写，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帮我和她取得联系，让我找到她。”
果然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要到日本东京去，要我给浩写封信交给他，他那朋友一到东京，往邮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连忙写好了那封信交给了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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