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已动身，此事已办妥了。
不久，我又找别尔面阔夫。我说：
“你想个办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战犯遣返回时，把我也夹在中间。我回到日本，夫妻儿女一家团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别尔面阔夫大吃一惊，说：“你好大胆子！这事我办不了。这件事你以后也别再对人讲，别人知道了，将来你回到中，共产决饶不了你。”
我听了，也大吃一惊，从此不敢再提。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仪等一行，从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出发，乘三等旅客列车南下回。后来我知道解放以后中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的交涉，才答应将我们这一批战犯引渡回的。
火车从绥芬河出发，经过牡丹江到哈尔滨时，已是晚上，深夜到达了长春。黑暗中听到列车员报“长春”站名时，我不由得陷入对故土的沉思，只是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我的思路也随着向前发展。8月3日中午到达沈阳，火车停了下来。上来一些穿军装的人员，叫了溥仪、张景惠等人下车，坐进一辆轿车拉走，没有叫我。被叫下车的人不知此去还能不能回来，吓得面孔煞白，溥仪尤其表现得紧张。他下车后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说：“走！我领着你去见老祖宗！”我们这些没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别理我们这些人，也许我们是第二批决吧？一个多小时以后，叫走的人又都回来了，一看他们的神，我们就放心了。他们神坦然，说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接见了他们，劝他们要安心改造，明确地说了不杀他们，中有强大的政权，政权稳定，多杀一个人没好，少杀一个没有坏，并告诉他们将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改造。招待会还预备了果、茶点。车厢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吃了颗定心丸，神情确实稳定下来。有的伪满大臣居然猜测可能要被送到抚顺去疗养，从前他们曾去那儿疗养过。明明是阶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这些同僚们平日啖食鱼肉惯了，连分析问题的起码能力都丧失了。
火车离开沈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抚顺车站。一下车，就使我们这些战犯的头脑猛地清醒过来，明白地知道我们的身份仍是战犯。站台上整整围了大半圈战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枪，圈外边还放着一挺机枪，有机枪手看守着。我们每七、八个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有四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枪顶着我们。有的人不识相，还想伸出脖子四下观望，马上被战士喝令低头。当这一连串有武装押送战犯的卡车在抚顺市内驶过时，市民莫不驻足观望。我们都灰溜溜地低下了头，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多么见不得人啊！
卡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大院周围高墙耸立，上面围着电网。我明白了，这是监狱。
伪满大臣中有人认识我们在押的监狱，说这就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盖的抚顺大狱，专为关押革命志士用的，没想到现在用来关押我们自己了。正是用上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这句成语。不过解放以后，监狱里已有了暖气设备，比以前改善多了。
管理所的战犯都编了号码，身上别上号码，代替原来的名字。溥仪的号码是981号，我是1000号。我们彼此也用这些号码相互称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我生活了11年。
每当我百无聊赖，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潜伏的念头总是像幽灵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头。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儿。失去了他们，我变得孤独。我常常怀念我们在万寿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为命”真是再准确不过地说明了我们两人的情况。也想到在大栗子沟临上飞机时她满怀深情注视着我的情景。谁会想到我们从此竟音信断绝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只是她不知道我现在关在东三省的铁笼子里。我们真像苏轼词中所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这种思家的痛苦难免要流露出来，有时我和住在一个铁笼子里的三个侄儿闲聊时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时管理所为了教育我们，常常搜集我们的思想情况，了解到我这种思家的情绪。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召集犯人讲话时，突然讲了下面一段话：
“有人到了现在，还念念不忘地惦记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才让日本女人来同你结婚，为什么你对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还这样念念不忘呢？”
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因为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跟帝主义作斗争，当时我这种情况不是正好说明我没有跟帝主义划清界限吗？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主义通过我的老婆利用我为他们侵略中服务，浩会不会是特务呢？管理所领导在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对我提出警告是应该的。但我相信浩决不会是特务，浩同情中，她自己就不满关东军趾高气扬的骄横作风。我们虽由日本军方包办而结合，但我们有纯真的感情，我们都是痛恨日本军主义的。正是由于她愿意当一名中人，才不断唤醒我头脑中残存的民族意识，而共同痛恨日本军主义。我……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当时很难表白自己这种心情，感到十分痛苦。这时李渤涛科长找我来了，这个比我大约年轻二十岁的人竟说出了十分老练而婉转的话：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与日本帝主义发动战争侵略我是两回事。你要经常想一想，这些年来日本帝主义在我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多少中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朝鲜人民也正因为美帝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而陷入妻儿分散的局面。你为什么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离而不能自拔呢？这里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难大于家仇，我们要仇恨帝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这一方面来。你不要因为想念老婆孩子影响学习，影响改造旧观念，这样对自己的身也没有好呀！”
我一时语塞，竟流下了泪。谁说这里没有仁慈呢？这种既严肃又温暖的语言现着中共产的改造政策。我虽然想念浩，可是当时的形势我必须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形势、政策、时事方面。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
在大坦白大检举的滚滚中，我倾吐了过去的罪恶历史，犹如洗了一个澡。洗去了污泥浊迹，感到轻松愉快了。在这时候，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与久别的浩、慧儿、嫮儿又恢复了联系。
那是1954年8月与11月之间。一天，孙所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坐下，笑着问我：“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不想。”我违心地回答着，因为1951年我已经因为想念妻儿受过批判。其实这几年来何尝不想念浩和慧儿、嫮儿呢？只是因为我们是战犯，不准和家属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割断我俩之间这种缠绵不断的相思。我希望我快点被判刑，我的罪恶已经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离婚，结束我们之间关系。其实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别人结婚，我这个人不值得爱，她索和别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这颗心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设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满刑，她携着孩子翩然归来，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这几年内日本也变成中那样的人民民主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现在那样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够改变她那种贵族小式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瞎！我真是胡思乱想，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神魂颠倒地生活着。
孙所长见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给浩和女儿写封信，他给寄去。管理所允许战犯和家属通信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讯，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出乎意外的是，孙所长还告诉我是慧生曾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她能够与她失去多年联系的父通信。周总理同意她的请求，并且把慧生的信批转给了我。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远隔重洋寄来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溥杰久无音讯，母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的心情。
现在，中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的父和日本的母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盼望早日回到父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她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
我读着读着，不禁哭出了声！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样的热爱中，她要做个像样的中人，她还要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愿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儿们在你的哺育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孙所长表示了感谢，我很快给浩写了信。信写得很简短，信里说：“我现在在抚顺。托慧生的福，我能给你去信。……”
我告诉她，是周总理转给我慧生的信的；我还告诉她，周总理欣赏这封信。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这里面不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颗赤热的心，它还经过一个伟人的手，传递着伟人的温暖。我捧着这封信，真是觉得手心灼热，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写的信经过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里。母女三人反复地贪婪地读着我的信。如今千山万隔不断我们夫妻父女的感情，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们三人的来信。我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了。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中话也说得好，她正在读中文学和中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她说如今中是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家，我不能不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听说她还起了个中名字，我想如果我将来释放以后可以从事中文学研究的话，慧生可以当我的助手。自从浩和我恢复通信以后，我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似乎变得充实了。为了表达我喜爱两个女儿的心情，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诚过客，瀛寰儿女已成人！
桑榆慾养阿爷志，朝夕无违乃母心。
时至会当回祖，向东计日乐天伦。
1957年春日作
诗既表达了我对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们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愿望。
由于我可以和家属通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也都可以和家属通信。感谢管理所给了我们这种方便。由于家属来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坦白、检举工作。我觉得也要感谢慧生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们通了信。四弟溥任，现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当了小学校长。四韫娴和七韫欢当了小学教师。五韫馨是个缝纫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学，她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六韫娱是个画家。三韫颖还当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到邻里串门，宣传新婚姻法。想不到当初我们这些慵懒散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她们相应的地位。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觉得放心。我相信共产……
[续溥杰和嵯峨浩的跨国婚姻上一小节]，只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一定会宽大理我们，给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这个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55年3月间，有一天我和溥仪忽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一些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人。孙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将军们问了问我们的童年生活和伪满时期的生活，特别问了问现在的情况，问我们对管理所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我和溥仪都如实作了汇报，一再感谢共产的教育和帮助，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带胡子手中握着烟斗的人，我经常看新闻记录片，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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