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他是贺龙元帅。他问溥仪：“你在这里，与以前当皇帝时候相比，吃的东西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这儿好吃，我过去在皇宫里虽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现在在这里，二两的包子一顿能吃六个。”贺龙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还向我问起嵯峨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通信。贺龙问起以后的发展趋势。我小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贺龙的话使我吃惊，但也看到了希望。我会到中共产和人民海洋般的宽阔怀，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贺龙最后敲着烟斗说：“不要光是认罪，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你们将来还能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呢！”后来，我知道那天还有聂荣臻元帅在座。在回去的路上，溥仪问我：“‘能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说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觉得这里隐含着我们还有被释放出去的可能。回顾当初我们以为来到抚顺一定要被枪毙的想法，未免觉得太可笑了。我说：“那是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改造。”
“是的。”
当我们回到监舍，把元帅接见的情况告诉大家以后，在同屋的伙伴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恭喜你们，老溥、二溥。”我们那时已经被大家简化地称作：“老溥”、“二溥”，有时叫“大老溥”、“二老溥”，说明原来的帝王之尊已经被推翻了。大家都从元帅这些简短的鼓励的话语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参观后的第三天，我和溥仪、润麒、万嘉熙以及三个侄子毓yan、毓dang、毓赡都被通知到所长那里去。我们都纳闷：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呢？一到所长的接待室，发现原来阔别了十几年的载涛叔叔和两个来看望我们了。人意外相见，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见，虽已69岁，但脸红润，健壮如旧。他首先告诉我们不久前在全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当时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告诉毛主席这是载涛先生，是溥仪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后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呀，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说到这里，涛七叔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动得流了泪，毓yan甚至痛哭出声。七叔又说，第二天彭真市长又找到他，告诉他可以带弟去抚顺，并发给了旅费。三和五又抢着说，东北天气冷，政府特地为他们发了棉。说着说着，她们又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在旁的孙明斋所长知趣地说：“你们慢慢地谈吧！”带着管理所的其他干部退出了接待室，让我们更方便地畅谈。
家人聚会，我们尽情地谈了起来。七叔说到父载沣在解放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曾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他于1951年逝世，临终时除了我和溥仪外，其他子女都在场，妥善地办了丧事。他本人是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全政协委员，古稀之年，还参加了他最喜爱的解放军系统的养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连我们也觉得高兴。七叔还告诉我如今满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记的八万人增为二百四十万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崩溃，满族境困难，求职无门，一般的冒称汉族，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改姓金、肇、罗等，满族凋零，生活也日趋困难。只有到了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满族人才敢于公开自己的身分。宪法公布之后，根据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满族人口一跃为二百四十万，这里蕴藏着少数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泪。我自己是会很深的。清廷覆灭，我成为末路王孙，不自量地妄图复辟清朝，鉴于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主义。现在日本战败，民政府也已崩溃，我成了阶下闪。我固有自己应负的罪责，但我又是个没落的满族，更没有好下场了。七叔的讲话却给了我信心，中共产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认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还郑重地告诉我祖宗的陵墓都保护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载沣，不由得从心里说：“阿玛！不孝男溥仪、溥杰对不起您，连累您晚年牵肠挂肚地想着我们，临终时我们也不能前来送别。现今是共产领导下的新社会，我们兄弟俩要认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五整整和我们谈了一天半。他们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溥仪也被管理所用专车送去同他们叙谈。他们参观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监舍，觉得这里的条件很好，和学校差不多，他们也放了心。
自从和浩、慧生、hu生以及北京的弟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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