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的最简单办法是尽快确定男朋友。我对乐队的小李一直有好感，虽然在一个团工作，因为不是一个队，平时既不讲话也不接触，没有沟通。我主动与小李确定恋爱关系，将之公开化，竟引起舆论哗然。我母大受震动，未料到在众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宝贝女儿就这么轻易地决定了终身大事。她动用社会老辈们希望挽回我的决定。她失败了，小李家世虽然清贫却很清白。母要求见见小李。小李很惶恐地到我家来拜见母，母像政审干部一样把小李查了个祖宗八代，小李的言谈举止让母放心，认为是个诚实的小伙子，只好妥协，但她提醒我们：“你们还年轻，只能交朋友，不能发展关系。委虽然不管事了，今后还是会恢复委领导的，别人不把组织放眼里，你们可不能学，到‘秋后算帐’的时候，别怨我没有提醒你们，千万不能乱世下胡闹。如果不听我的话，你们现在就分开，连朋友也不要做。”我与小李频频点头，母这一关总算通过。小李的格直率正直，为人热忱，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分配到我团，一直是乐队的业务骨干，他吹西洋乐欧勃（双簧管），音悠扬美妙，每天清晨他总是站在草场边缘面向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吹奏练习曲。我有练晨功的习惯，每天凌晨四点到六点的晨功一结束，就能听见远传来悠扬的欧勃乐曲。
突然到来的幸福令小李头晕目眩，我选择他并不轻率，虽然当务之急他是我的安全保障，在我心理上，认为像他这样的家世背景，会懂得珍惜，不会因岁月的逝去而变心，我期盼的是稳定安宁的家庭生活，我不想将婚姻提高到烦恼纷呈的程度。我与小李谈恋爱的消息迅速传遍我涉足的社会圈子。许世友的夫人田阿姨听到风声，打电话叫我去见她。见面就问：“你谈恋爱了？是个吹小号的？你怎么搞的，不事先听听叔叔阿姨们意见，你的话你也不听。年纪还小，不着急，等两年我给你介绍个好的。把那个吹号的拉倒了吧！”见我不吭声，又教训道：“你们年轻人，头脑单纯，终身大事不能当儿戏。”
我陈述自己的想法，被她斥为“小孩子懂什么！”我只好恭顺地听着。在她面前我一向是“乖乖女”，颇受她疼怜，这是因为父早逝的关系，又因我的外形和专业平都讨她欢心，她对自己的女儿说过：“去看歌舞团演出，我就看张宁一个，别的不要看。”特偏爱了我。
没想到她真动了心思，当时江苏省数百万造反群众分成两大派，一派叫“红总”，一派叫“八二七”，“八二七”是拥军派，领袖人物名叫曾邦元，深得许世友夫妇赏识。一天，田阿姨电话传我立即去她家。进了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位学生装束的青年男子，宽广的前额，白净皮肤，眼睛不大，顾盼之间不笑也像笑，显示一狡黠。我问他田阿姨在哪里，他说可能在楼上，一口苏北腔。我心里奇怪田姨哪来的苏北戚。我没再理他，跑上楼喊田姨，她答应着从卧室里出来。我心里一惊，以为许伯伯在，怕打扰了许伯伯的睡眠，田姨喜眉笑眼地说：“你许伯伯不在。走，我给你介绍一个人。”牵住我手下了楼。
那个青年一见田姨立即起身恭立，眼睛却望着我。田姨问我知道他是谁吗？我……
[续张宁：自己写自己上一小节]摇摇头，她说没见过总听说过吧，他就是“八二七”的总头曾邦元。我好奇地重新打量他，应该说是“刮目相看”，田姨嗔怪道：“你这丫头没礼貌，怎么不问声好。”我口而出：“叔叔好。”我自然地把他的辈分与能力等同起来。曾邦元情不自禁地嬉笑而不好意思，田姨乐道：“叫错了，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应该叫大哥才对。”我便红着脸改口叫他“曾大哥”。
田姨对曾邦元说：“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张宁，军区歌舞团的尖子演员。”
田姨叫我们坐下聊聊，我一贯不多话，曾邦元也只说三句话：“有空到我那去玩，我住在南大后院小楼，问谁都知道。”他送我许多毛泽东纪念章和一本南大校版的市面上很抢手的“读报手册”。
田姨送我出门时关切地叮咛道：“这个小曾将来政治前途不小，阿姨是关心你，可不能拿婚姻当儿戏，回去跟说是我的主意。”
母得知情况后很为难，她对小李印象不错，在权势与幸福之间衡量，她更关心我的终身幸福，她有切身的会。但她又很欣赏曾邦元，我心里很稳妥，从感情上说，小李是我的恋人，曾邦元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林立果的影已经笼罩着我，因为事情没有挑明，又担着“泄露家机密”的压力，我对田姨和母都隐瞒着，为了小李，我不想再节外生枝给双方精神上带来更大的压力和麻烦。
曾邦元常来玩。我不太愿意到他宿舍去，他是掌权人物，常是客满盈门，我不想成为社会上的新闻焦点。曾邦元很快就打听出我与小李的关系，我们坦诚相待，成了朋友。
小李是个很敏感的人，初恋的喜悦很快被我的社会关系所淹没，他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愿再涉足我的社会圈子。他数次盘问我两次进京的情况，对曾邦元的邀请也置之不理，我感到精神上莫名的压抑，这是我选择他时始料不及的。
有一天曾邦元来我家，我见他情绪有异，往日有说有笑的，今个怎么老是沉思？问他原因，他说我有事情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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