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回的存款兑换了四百块银元,用铁皮箱钉好匆匆赶回故里。
七月流火,王实味返回上海,那时他们已迁居法公园附近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王实味仍得靠拼命地译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日子虽然拮据,可王实味也有“大方”的时候。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领回三十元稿费,赶忙让刘莹去买急需的米、油、盐等,刘莹走后,王实味就去房东交积欠的租金。交完租金回来推门一看,王实味愣住了,只见屋内一个男子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大白天行窃!王实味气极了,他怒目而视,拦住已放下箱子要出门的小偷。这时,窃贼“扑通”跪在地上,哭诉自己实在无法才走上这条无耻求生之路,他是个鞋匠,收入不能养家,恰逢儿子重病在,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
王实味看到窃贼跪下哭诉,气消了大半。他心里想,你不能骗我,就拉起窃贼一起去他家核实情况。果然,窃贼破烂不堪的家中一个孩子正发着高烧躺在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惨。此时,王实味的气愤荡然无存,他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十余元钱交给窃贼,要他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后来,鞋匠带着已病愈的孩子提着礼品来道谢,王实味却坚决不收他的礼物。他对鞋匠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苦,留给孩子补补身吧。”
有一天,王实味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间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不禁火冒三丈,原来,钱姓编辑在王实味的译稿上做了一些改动。王实味激烈地指责钱编辑不懂装懂反而弄巧成拙将文章改坏了。编辑老爷岂容指责,钱编辑竟傲慢无礼,口出恶语将王实味训斥一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王实味当场拿回译稿,撕碎与中华书局的译书合同,拂袖而去。
中华书局是当时内数一数二的大出版机构,人们以能在这里出书为荣,书局已给王实味出过几部书,签定长期译书合同,大半等于有了铁饭碗。王实味撕掉合同,自然不会再回头。
饭碗砸了,气愤难平,王……
[续楚汉狂人王实味上一小节]实味又吐血不止,一检查,是可怕的肺病!真是屋漏又遭连雨。
得知王实味患了肺病后,刘莹力劝他去杭州养病,她说:“我带孩子回长沙,求父帮助,每月给你寄三十元,你安心养病好了。”就这样,夫妇变卖了家当,备齐路费,王实味赴西湖养病,刘莹带着幼儿西行长沙。
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一家书店偶遇已三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王文元,王实味告诉老同学他已与刘莹结婚了,王文元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才回不久。
不久,王文元再次登门,请王实味帮忙译点稿子,他说想送妻子回娘家安庆生产,手头拮据,接了一部书稿,急于交稿。王实味爽快应允,接过一叠原稿,埋头译了起来。直到王文元来取稿子,王实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那时王实味有年,对托洛茨基不甚了解,而刘莹则知道,因为内曾传达过文件,托洛茨基是反人物,这引起刘莹的怀疑,送走王文元后,她警告王实味说王文元有可能是托派,要少与他往来。
直到多年后,王实味夫妇才知道王文元早就参加了托派组织,他1929年回,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来组织发现他参加托派活动,周恩来曾劝他与托派离。王文元不听劝告,当上了托派“中央委员”,后被组织开除。
那时,在与王实味的交往中,王文元并没有宣传自己的托派观点,当时他与王实味常讨论的是人论问题。王文元要急于换钱的托传并没有出版。
那时,王实味为生活所迫,忙于译书,王文元忙于左派反对派组织,两人见面机会并不多,到1931年初,王实味、刘莹赴东北应聘,一年间,两人来往不上十次。
等王实味夫妇回到上海,王文元已被捕两个多月了。1932年春天,王实味曾带着一包食品和两本书去上海漕河泾监狱探望王文元,两人没能见面,东西是托看守转交的。王文元1934年底出狱,此时王实味早已离开上海了。
在上海,王实味还遇到了托派另一重要成员陈清晨。陈清晨是王实味的入介绍人,在北大,他们又有同乡之谊,陈清晨温厚谦和,王实味把他视为老大哥。大家特别对陈清晨的人品赞不绝口。
陈清晨来过几次后,王实味和刘莹几次问及他的住址和工作,陈笑而不答,因为对陈清晨的好印象,他们想到陈清晨很可能已在内担任重要职务了。
陈清晨像在北大一样热心,看到王实味一家经济困难,主动借给他们钱款。
1932年春天,陈清晨又来造访。王实味和刘莹这次想托陈清晨介绍他们与“左联”取得联系,不想陈清晨的回答令他们吃惊和意外。原来,陈清晨也已。
联想到陈清晨在谈话中常提起王文元,并流露出他俩的交情不一般,王实味、刘莹也开始怀疑陈清晨的身份了。此时,王文元已被捕在押,王实味夫妇知道不能再与陈往来了,但又怎么公开拒绝呢?最后,两人想出了唯一的办法——搬家。
他们搬到刘莹的同学童文焕家,无声无息,切断了与陈清晨的往来。八十年代,任教于南京大学的童文焕之子赵力田还写信给刘莹,忆及他们三十年代借住在他家时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
刘莹带着孩子回长沙娘家。每月从家里给王实味寄去三十元钱,供他养病之用。
1933年11月6日,是女儿王劲枫两周岁的生日。刘莹收到王实味从杭州寄来的一张摄于西湖之畔鲜花丛中的一帧全身照片。照片的背后王实味写下两行飞洒的文字:枫儿两周岁生日,爸爸时养病西湖。明年杜鹃花开时,将与吾莹及枫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
这张王实味送给女儿生日礼物的照片曾历经岁月的劫难。在“文革”期间,刘莹害怕抄家时被人发现背后的文字,便用剪刀剪下王实味的上半身以便隐藏。
这竟成为王实味留给世人的唯一一张幸存的残缺照片。
1934年春,王实味在杭州养病已近一年。不能总是靠妻子娘家寄钱养活,在病情好转后,王实味又开始寻找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原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如今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秘书长,他便写信求老校长帮忙谋份职业。就这样,他到了济南,在教育厅任三等科员。
1934年夏天,刘莹带着女儿也去了济南。次年7月,儿子旭枫出世。
王实味虽然供职于政府部门,却与自己的同乡、同学、地下人徐智雨、戚禹凡二人来往密切,其员身份王实味是知道的。
与当年在南京民省部呆不下去一样,王实味同样看不惯省教育厅内的乌烟瘴气。他终于无法忍受了,1936年夏,由老同学郑若谷介绍南下开封,任河南省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
王实味离开济南到开封是一人独往,新的职业使他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信给刘莹,催他们快来开封。这时,刘莹的嫂子从北京来信说自己要回湖南,希望他们能回去相聚,就这样,刘莹母子三人在徐智雨、戚禹凡帮助下上了火车,先回到长沙娘家。
在省立女中,王实味是英语平最高的老师。他与同事、教语文的张宇瑞同住在校园西南隅一个三间平房组成的教员宿舍里,两人各住两边一间,中间留下为会客室。
张宇瑞当时已是共产员,两人格完全相反,王实味锋芒毕露,张宇瑞则沉默寡言,但两人却相得很好。
或许是通过张宇瑞的介绍,王实味来开封后又遇到一位北大同学杜宏远。
杜宏远原名杜孟模,杜家是开封著名的革命家庭。
杜宏远是河南杞县人,1925年入北大理科预科,曾接替段纯任北大支部第九届支部书记。此时,在开封高中教书。
见到杜宏远,王实味回忆起北大时的生活,他又愤怒地倾诉了被段纯粗暴理及的经过,并表达了要重新回到内的渴望。杜宏远让王实味先参加一些外活动,接受组织的考验。
1935年,中华民族一个灾难的年头。
王实味对内局势的发展,对蒋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非常清楚,他爱憎分明,出言坦率,在学生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因而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开封省立女中生物教师阎有训突然被民宪兵从学校抓走,学生们不知道阎老师为什么被捕,事实上,阎是共产员。王实味与学生们谈到这件事时,两眼通红,气愤异常,他不顾自己的安全,在课堂上将讲台拍得震天响,大骂民当局:“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来,也会垮掉的。”
在学生……
[续楚汉狂人王实味上一小节]心目中,王实味当然是进步的教师了,那时,王实味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他讲课认真、细致、透彻。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门难学的英文课。
由于患有肺病,虽然养病有年,但肺病给他的身仍留下影响,学生们看到的这位王老师总是脸苍白、清瘦,但王实味从来没有请过假或误过课。
这年寒假,王实味自到长沙,一是探望尚未见过面的岳父一家,二是来接刘莹回开封。
第一次踏进岳父家大门,看望曾经不愿接受他为婿的岳丈大人。刘家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在刘家逗留的几日,王实味显得很开心,他教两个内弟唱《际歌》并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
寒假快结束了,他们一家正准备启程,忽然收到来自武汉的快信,告知比刘莹大五岁的在汉口被人骗走了银钱,债主逼债,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
当时刘家没有合适的人去汉口,岳父便与王实味商量,让女婿先走一步,刘莹到汉口接回,然后再去开封。就这样,王实味一人先回到了开封。
直到1937年5月,刘莹才带着儿女来到丈夫身边。此时,王实味经过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了中共产。
几年前,在上海,刘莹是员,王实味是普通群众,刘莹对王实味思想表现的某些方面还有不满,而今,位置倒了过来,丈夫回到内,刘莹却站在门外。
王实味没有将自己入的事告诉刘莹,几十年来,刘莹一直认为王实味是在延安入的,但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却记载着他1937年在开封回到内。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王实味更积极地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王实味在开封报纸上撰文,反对学生静心读书,号召学生走向抗日斗争。当时,开封女中组成了抗敌后援会分会,分会下设有宣传、戏剧、总务等组。王实味参加了戏剧组的工作。王实味为戏剧组创作了一个剧本《要落的太阳》,因为日本的旗是太阳旗,意思是日本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这个剧本写出后,王实味与学生一起排练,先在本校演出后,又在开封各学校汇演上搬出,反映很不错。
这样的紧张日子过了不久,王实味与刘莹决定离开开封奔赴延安。
两人开始准备启程,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女儿六岁,儿子两岁,而且弱多病,他们商量下来,只能写信回长沙央求父接走孩子请人照顾,不料此时又添了新的麻烦,刘莹怀中又有了小小的生命。无奈之下,两人商定,王实味先行一步,刘莹带孩子回长沙并打掉胎儿,然后两人在延安相会。
十月初,王实味送妻儿到郑州转车南下。呜呜的汽笛拉响了,已记事的女儿拼命地喊着爸爸,王实味跟着移动的列车奔跑着,直到他的身影在女儿泪眼模糊的视线中消失。
不想一家人此次生离竟成了死别。
王实味送走妻儿后,立即返回开封,他找到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文澜,范立即写了一封信,要王实味到西安找他的一位学生即可。
王实味带着范文澜的信,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高舍梓,高舍粹是范文澜在北京时的学生,见到老师介绍的人,自然很热情。她立即带王实味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
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
王实味一到延安,即给在长沙的刘莹写信,信中他讲到延安抗日救的热烈气氛,讲述了他的新鲜感受和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认为他真正找到了一条救救民的道路。在信中王实味还倾诉了自己对妻儿的思念之情,催刘莹赶快上路并告诉他大致日期,他好安排接应。
刘莹虽然身在家乡,一颗心却早已飞向了延安。
无奈腹中胎儿似乎不愿母远行,当时刘莹不敢将理掉胎儿的事告诉父,只秘密地找医生开方打胎。不料碰上了庸医,几剂中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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