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宣布，我和黄继辰作为育组的记者，奔赴伊朗德黑兰采访在那里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个喜事。参加工作十多年来，我还没有出过一次。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育节目被撤消了，一切育转播解说全停止了，直到1970年育节目才重新恢复。以前老育组的四个人只有我和黄继辰两人回到了育组，而张之老师和陈文清同志都没有回到育组。由于我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转播了一百多场乒乓球比赛，对周总理自设计的“乒乓外交”做出了贡献，我那时在全范围已小有名气，正因为这个，中央台决定派我去德黑兰采访报道亚运会的情况。
出名单宣布之后，我们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当中，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7月17日，我们即将出的同志去新华社听形势报告。19日、24日，我们分别听了几场关于亚洲和内形势的报告。我记得有一次报告是谢力夫同志讲的。当时，我们的出服装也已定做好，还有一个来月我和黄继辰即将奔赴德黑兰了。
就在这时，突然听说姚文元从中央台调去了出者的名单，说要重新审查。当年，全上下正在搞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我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大夫，一个是教师，都没问题。可万万没料及，重新审查还真审到了我的头上，说我的社会关系有问题。当然，这是后来知道的。
当上面重新通知我说不出了，我连问都没问一声。我相信组织相信。
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这时还是挑大梁的骨干，说不让去就不能去了。就那么一句话，连个解释都没有。记得不久工人育馆有一场比赛，黄继辰找到我：“小宋，我们穿上那套出服装一起去！”
我有些犹疑不决。我想有这必要吗？这有什么用呢？
爱人钟瑞在一边劝我，说就按老黄说的穿去吧。
当时老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取消了出资格，心里甚感不平。黄继辰在广播局的资历很老，贡献也大，他的格不像我这样软弱，很刚强，非常有个，敢于声明自己的观点。
那天，我和老黄就真的穿着出服去了“工”。我俩的服是一样的：都是灰中山装，昂贵的派力司料子，崭新、笔挺，十分抢眼。我们走在育场的时候，熟悉不熟悉的人唰地一下全都扭过头来，一齐望着我们。熟悉的人不知我俩在演什么节目；而不熟悉的人们则在交头接耳，纷纷猜测我们是什么重要人物。
我当然明白老黄的良苦用心，他想以此举表明一种态度，表示某种无声的抗议。可这有何益呢？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两年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作文章。
1976年，我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失领袖，无舵手，群捣乱，民盼船长。而自然灾难，也趁机袭来。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座城市夷为平地，数十万人丧失生命。
这个时候，我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平复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台要去涿州转播一场基层育活动。那个年代，育转播搞起了许多新花样，经常到基层去报道群众育活动。那天，专题部通知我去办公室集合待命。随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办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那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广场到是防震棚，到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那时候，我的儿子晓辉不到两岁，女儿也仅八岁，特别是钟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时的情形相当狼狈。
当我接到要去办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对领导说，我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到，让我把家里安顿一下，命令一来我就走，决不耽搁。因为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而在“待命”时，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个负责人坚决不同意，一点通融都没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这人素来胆小，我去还不成吗？于是我急急忙忙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楼里为儿子烧牛，为妻子煎葯，再把牛和葯端到我们家临时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葯，我喂儿子喝。把事情料理妥当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单位。当然，比负责人通知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说，虽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达我再走，但后来我毕竟在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就是说我去集合待命了。不过晚了一点，这算个什么事呢？
嚯，有人来劲头了，找到机会要拿我开刀了。当时的某个负责人逼我写检查，并说，非要认真严肃彻底地理我的问题不可。他们说到做到，在育组、在专题部、在台里，甚至在广播事业局（后改称广电部）全大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我发现我的“罪过”还真不老少，厚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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