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
《政治家、艺术家》刊载于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4期。
文章纵论在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侧重的作用。
他说：“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塑造新中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王实味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王实味还预感到，这类文章可能会被民利用。王实味不幸而言中，此后民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的总题，写出的一部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
杂文的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碰《碰壁》”系针对2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要求要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騒”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必然’‘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为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1942年春，包括王实味的文章在内，《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杂文的出现，形成洪波巨的态势而引人注目。伴随此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可以看出，这文艺思在当时延安知识界中已引导出一种颇为壮观的社会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针对自己”“暴露”的思，与当时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似乎极不协调的冲撞。
事实上，早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创刊时，主持报社的博古就多次对丁玲说过，报文艺栏绝对不能搞成报屁，也不搞《轻骑队》。所以开始时丁玲发稿相当谨慎。博古的话是颇具眼光和先见的。
1941年5月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1942年2月普遍展开并不是偶然的。
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也给文艺界以特别的关注。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
4月12日和13日，《轻骑队》编委两次在《解放日报》作自我批评。
1942年3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大会开始。当时，院长洛甫带队到陕北开始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行前对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教育研究室和中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因此，罗迈参加领导了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主要阶段。
动员大会上，副院长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之后，罗迈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有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院务会议决定）。关于出墙报，必须有组织的进行，共产员在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两条。罗迈的发言，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两条中。王实味等人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还要求壁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王实味的占四分之三。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二十一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但是，带头反对院领导的王实味也没能当选，王实味当时在群众中的人缘和威信可见一斑。
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民主”风波，当时轰动延安。
3月23日，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第3、4节刊发于《解放日报》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沏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昧在创……
[续楚汉狂人王实味上一小节]刊号上一人独发两篇署名文章，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中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号召人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紧接着，王实味在第3期壁报上针对李宇超、梅洛对他的批评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他承认自己在动员会上的发言有些“尖刻和过头”，但是不否认因为罗迈的家长武断作风使他非常激动而骂了罗迈，为此，他愿意接受批评，最后表示他“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后来罗迈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
当时，范文澜约与自己来往密切的王震来看壁报，看后，王震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为全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王震看壁报后的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在中央研究院领导陪同下来看壁报，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目标”是谁，毛泽东接下来的几次谈话和中央领导的讲话已隐隐透出。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
在读了《野百合花》后，毛泽东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杨家岭与毛泽东相遇，随后毛泽东向他们征询《野百合花》发表后的反映，最后毛泽东说：“《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
看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实味将该扮演一个什么角，事实上已经定格。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得更为明白：
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后，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讨论会上说，在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三个问题：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中有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
4月7日，中宣部专门把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召到杨家岭开座谈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夜里12时，会上发言虽然十分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李宇超同志一人，最后，中宣部部长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的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言论的区别。”
从毛泽东的谈话到凯丰的“暗示”，王实味走向历史的前台已成必然。
根据《四三决定》，4月到5月中旬，中央研究院开始进入学习整风二十二个文件阶段。这期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人论”、“人类之爱”“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暴露文学”、“还是杂文时代”、“歌功颂德还是刻画黑暗”等极具针对的问题提出结论的意见。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自邀请了丁玲、萧军、艾青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文艺的意见和建议，丁玲等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被邀参加了座谈会。作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则不能获此殊荣，毛泽东更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风学习即将结束之际，于5月27日举办了“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议开始后，先后有十一个人发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倾向，李宇超提出王实味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认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这两者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别，李宇超的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5月28日会上，有人指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结论部分，下午罗迈发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时就与同乡康生有着密切往来的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5月31日，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对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带有群众自发偏向基本纠正，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迈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实是有背景的。
且不说毛泽东在此前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的话，就是凯丰等领导同志也特别强调王实味与其他人自发的偏向显然不是内部思想问题的差别而只能是敌我政治上的区分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康生已经手，早在4月底或5月初，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学委主要负责人，6月1日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将这些话告诉过李言，还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命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言论和平日表现的村料。再接着，……
[续楚汉狂人王实味上一小节]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档案。
原来，1940年，王实味曾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来往关系的情况。看来，所有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都只能是就此而来的了。
作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对这些自然是清楚的。
6月1日，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李言在发言中报告了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过错误。最后声称：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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